中国医学通史/明代临床医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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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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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内科杂病

明代是内科杂病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特点,一是围绕金元四家与古代医学理论及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主要是以薛已张介宾赵献可医家所代表的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这种学术争鸣对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二,内科杂病学家们在临证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使内科杂病辨证沦治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其三,不少医家对内科杂病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空前增多,并能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明代在内科杂病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这门学术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对后世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丹溪学派传人的学术彭响

朱震亨的弟子较多,而且不乏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与影响者,因此元末明初时丹溪学说一度颇有影响。其中素炙丹溪之门的医家,有赵良仁戴思恭刘叔渊王履等人。赵良亡所著《金匮衍义》一书,恪守丹溪家法,阐释杂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协助其师整理《金匮钩玄》等医著外,自己还著有《证治要决》、《证治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对丹溪学说多有阐发,如从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出发,更强调了“火之为病”的危害性,及进一步阐发“六郁之病”的证治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王履治学颇多创意,敢于大胆批评前人之说,他宗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指斥甚力,王氏在内科杂病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中风提出了“真中凤”和“类中风”的独特见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温补学派的盛行及其对内科杂病的影响

薛已可谓温补学派的倡导者,他在《内科摘要.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观点,进一步推论说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因此,他在治病时特别注重补益脾胃之气,同时他也探讨了肾命学说。由于脾肾在生理病理关系上极为密切,薛已对于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但当肾虚为重时,则又以补肾为先。至脾肾皆虚,则经常采用脾肾同治之法,兼筹并顾。在治则上,讲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处方用药时重视温补,不尚苦寒。

孙一奎命门学说有潜心的研究,提出了肾间动气学说。他强调命门是客观存在的,其位在两肾之间,即命门穴所在之处,乃人身一太极,为阴阳之根蒂,造化之枢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构成人体完整的生命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对下元虚寒的辨治,如论肾泄癃闭遗溺小便失禁诸症,亦多从下焦命门着手。

赵献可特别强调命门之火,他认为八味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要方剂,凡命门火衰,不足以化水者,非此方则无以济火。他在临证中强调保养命门之火为治病之要义,养命门之火为治病名要义。

张介宾力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归根于肾命之水火。他创制的右归丸右归饮,是温补扶阳的代表方剂,张氏的温补学说,在虚劳虚损疾患的治疗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医家李中梓,以注重先后二天水火阴阳著称。在疾病的论治中,特别强调膊肾的病理变化,重视脾肾之脉,常诊太溪以察肾气盛衰,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如果脾肾二脉能应手,则患者有回生之望;若脾肾二脉不能应手,则多为危殆之腹,他治先天之本,基本上继承薛己、赵献可的补肾之法;治后天之本,则沿袭了张元素李杲的理脾之方。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发展了易水学派脏腑病机学说,除注重调理脾胃以治疗内科杂病的积极作用外,还深入地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重要意义,并于临床实践方面,在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患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临床各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内科杂病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中风:有关中风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内风”立论,明代医家在各自临床实践中,对此又有新的认识。如吴昆指出阴阳异位,升降失常可以导致中风的形成。王肯堂则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发病率较高。孙文胤指出与情志、嗜欲、饮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介宾继而提出“非风”之论,明确提出此与外风无涉,实际应该是《内经》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为“非风”。

虚劳:明末汪绮石对虚劳病机、治疗和预防作了系统的论述。病机分虚劳六因说和虚劳由火说。虚劳的治疗,汪氏在《理虚元鉴.理虚三本》中提出“理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的原则,说明了调理脏腑的重要,在预防方面,汪氏强调“六节”(节嗜饮,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从精神因素方面做到克制和解脱,起到非药物所能达到的治疗作用。“七防”(防风,防暑,防凉,防湿,防燥,防寒,防非节之暖),注意随时调摄,以防时令和气候的变化。如“四护”(保护四时贼风不从风池风府而入;保护秽恶不正之气不从口鼻而入),防护于未病之时、“三候”(春初、仲夏和夏秋之交)是本病易发或加剧时期,故须严加注意、“二守”(服药与摄养宜守之勿失),避免始勤终怠,延误治疗,“三禁”(用药禁燥烈、苦寒、伐气)诸法,都具有指导临床的作用。

咳嗽: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有新的补充。李梃医学入门》首先提出对咳嗽外感、内伤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景岳全书》对外感、内伤咳嗽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论述更为详细。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内伤咳嗽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这对后世治疗咳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张氏还对外感、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在治疗上则提出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以上这些论述,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对咳嗽辨证论治的内容。

消渴:关于消渴病的治疗,明代医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戴思恭注重益气,专用黄芪饮治疗三消,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在消渴病的治疗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李梃主张以补脾益肾为主,他在《医学入门.消渴》中说,消渴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得润泽,脾旺则津液自生,故强调补脾益肾的重要性。赵献可力主三消肾虚学说,提倡治三消当以治肾为本。周慎斋治消渴强调以调养脾胃为要,并特别重视养脾阴,“专补脾阳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

哮证:虞传《医学正传》明确地对哮与喘作出了区别:“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夫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从症状特点方面说明两者的不同,明确了哮与喘的鉴别要点。关于哮证的病因,戴思恭在《证治要诀.哮喘》中,明确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说,这在哮证的病因学上是一个重要进步。

(四)丰富的内科杂病著述

明代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十分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内科杂病学术繁荣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要著述有:薛己《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内科”命名的医学专著;孙一奎《赤水玄珠》、楼英医学纲目》,强调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虞传《医学正传》,本丹溪之说而有所发挥;王纶明医杂著》提出“杂病用丹溪”的学术主张;龚廷贤寿世保元》于中风预防有独到见解;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临证询视证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内科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内科杂病的专著与专篇则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等,此外,方有执痉书》为痉病论治专著,周履靖金笥玄玄》为虫证论治专著,郑全望瘴疟指南》为疟疾论治专著,龚居中痰火点雪》、胡慎柔慎柔五书》及汪绮石《理虚元鉴》均为虚劳论治专著等。

二、妇产科

明代医学13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少妇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有了显著进步。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万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景岳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di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阴道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

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

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

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他认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以化痰降火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

1、选用接生人员

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景岳全书.稳婆》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

《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其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3、烧灼断脐预防脐风

薛已(1487~1559)发明的烧灼断脐预防脐风的方法,是明代产科引人注目的成就。它较宋代烧灼脐带断面的方法有明显提高。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骤也更加明确。据清代《达生篇》引《薛氏医案》称:“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燃,香油浸湿。重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此预防脐风乃第一要紧事”。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

1、主张择优婚配

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卷。他在“择偶篇”中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其中记有多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

《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

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万氏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三、儿科

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明代儿科学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证治不断发展的。如薛己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辨证,又吸收金元张洁古等医家的论说,加以总结、归纳,使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提高。在儿科理论上,万全根据钱乙“五脏所主”说,提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医家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治疗上,万全推祟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泄,慎勿犯胃气”;这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的。

小儿指纹诊法是自唐发明后一直为儿科应用的独特诊法。至明代,《保婴撮要》对这一诊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将小儿指纹概括为流球形、透关射指形透关射甲形等13种,绘图说明,并分别论述各种指纹的主证及其治疗。多数医家重视四诊合参,对小儿则更强调形色望诊。除了一般望诊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鉴》、《古今医统》、《婴童类粹》、《片玉心书》等医著中还载有颅囟望诊法,通过望小儿颅囟的形状来辅助诊断。

在小儿病治疗上,万全赞同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尤其推崇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保婴撮要》非常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的影响,凡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儿病,必须同时治疗乳母与婴儿。薛氏还提出“药从乳传”的论点,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乳汁可以对小儿起治疗作用。某些小儿病通过调治乳母的方法治愈,今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

万全在临证中则非常重视小儿心理,常心身兼治。当时医家已注意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真是难能可贵。

儿科病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外科手术推拿等。明代太医院设有按摩科按摩术被应用于儿科疾病,并改称“推拿”,出现了专门的小儿推拿专著,如陈氏《小儿按摩经》(收入《针灸大成》)、龚云林《小儿推拿秘旨》、周于蕃小儿推拿秘诀》等,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小儿推拿秘诀》影响较大,书中将推拿多种多样的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八法,颇得后世推崇。

明代关于麻、痘、惊、等儿科疾病的证治水平较前人有所梴进步。“麻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首次记载“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从证候上与痘症作了鉴别。王肯堂曾补订《古今医鉴》,他对麻疹与其他发热性疾病作了鉴别:“痘症与麻疹,发热之初,多似伤寒。惟麻疹则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肿,眼泪汪汪,面浮,腮赤,或呕恶,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为异耳”,龚廷贤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攒缠者逆。发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预后(《万病回春》卷7)。可见,明代医家对麻疹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其治疗,经过历代许多医家的不断探索,以解毒发表为麻疹的治疗da法逐渐形成,使后世医家临证有所准绳。

至明代中叶,对痘疹(天花)的预防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并开始在临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至于已发痘疹的治疗,明代儿科家多有研究,仅专著就有魏直《痘疹全书博爱心鉴》、汪机《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镜录》、《痘疹杂证论》、孙一奎《痘疹心印》、万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传心录》、吴勉学痘疹大全八种》、徐谦仁端录》等20多种,以及其他医著也多涉痘疹证治,对天花的治疗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万全在研究痘疮发病过程之后,提出痘疮发病经历生热、见形、发起、成实、收靥、落痂6个阶段,并分别给出治疗方药。治痘主张兼取钱乙凉解、陈文中温补之长,“温补凉泻,各随其宜”,并不偏执一法,然以清热解毒为常法,温补扶正为变法,更符合临床实践。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小儿疳证。宋《圣济总录》分种,钱乙分脏之疳论治。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da法。

四、外科

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汪机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说而成。他强调外科学家必须重视掌握内科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外科疾病论治的观点是正确的,与赵宜真的学术思想一致。江机则指出人体各个部位化脓性感染若已化脓,必须早期正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溃,汪机这一主张是很科学的。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佗,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学史上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他对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认识,把中国外科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强调作一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勤读古代名医著作及文化哲学论著,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外科学术水平。陈氏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撰《外科正宗》一书,即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氏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在外科领域内,他是一位敢于创造,不墨守成规的学者,是一位言教身教并重的外科学家。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论述紫泡疔时,首先描述了炭疽症。他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在胁肋,或在背脊,或在阴胯。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疼,骨节烦疼”。上述记载,正确的叙述了炭疽发病患者与羊毛市场、剥割疫畜的密切接触关系,并对该病症状与临床特点作出了比较确切的描述。

明代王肯堂,首次记述了男性乳腺癌。“万历癸卯(1603)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黑黯,鳞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于问何以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患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切齐引流术:化脓性感染的治疗,围绕着脓已成是否应尽早切开引流,长期存在着尖锐分歧。反对者主张以内服药与外用药促其自溃,以达治愈目的,主张切开者认为等待自溃会延误治愈,但多数外科学家有力地阐发了后一种主张。汪机是积极主张切开引流的,陈文治则主张分别深浅部位不同处治。王肯堂认为切开引流对已成脓者十分重要。龚居中强调要根据不同部位,决定切口深浅:背、晌、腹部痈疽要浅,“恐伤内膜”;臀、臀、胯等厚肉处所生痈疽,切开要深,“以泄内毒”。至于引流之纴,使用药物等,外科学家也各有不同要求,

(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

1、外科手术

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自刎急救与气管、食管缝合术:对此术王肯堂与陈实功都有出色贡献,陈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并要求高枕使刀口不开。“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肠,不可用泻利药,王肯堂进一步强调,气管等应分层缝合,使这一手术达到新的水平。他说:“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王氏且提出鉴别喉管是否全断的方法,认为全断者则不可治。陈实功认为,气管、食管全断者仍可治,但治愈率较低。

鼻息肉摘除术:对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及手术方法步骤等,技术之精巧,效果之良好,当推陈实功。陈氏指出,鼻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塞孔窍,使气不得通,药物不效时宜手术摘除。方法是:先用麻药吹鼻两次,次用细铜著二根,著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等相距五分许,以二著头直入鼻痔根底部,将著线束鼻痔根部纹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灰同象牙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中还载有许多外伤手术治疗方法,如耳落再植术。“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脱下粘,……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灾定,却用竹夹子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还说:“缺耳,先用麻药涂之,却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绢线缝合,缺耳作二截缝合”。王氏的记录,大体上反映了以外科手术治疗损伤的先进水平,肛门闭锁之手术治疗已如前述。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止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五、皮肤病学

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一)梅毒 梅毒作为一种性病,于1493年传入欧洲,几年内得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有“大天花”之称。葡萄牙商人东来,将该病带到亚洲。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发现梅毒;1502年第二次东航到我国广州,1505年我国发现本病)胡传揆: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辑104-109)。从广州开始,由南注北,传播日盛,引起医家普遍关注,俞弁续医说》(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俞弁:《续医说》卷10“”)。李时珍指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明代医著中梅毒称谓甚多,如广疮、杨梅疮、棉花疮霉疮等。明代许多著作都论及梅毒。《韩氏医通》载,“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该书已佚。薛己《外科心法》(1525)载有下疳淋病病例,描写了梅毒骨关节夜晚痛、晚期树胶肿上腭穿孔病状。提及以轻粉(剂)蒸治或擦治,并内服萆汤。汪机《外科理例》(1531)报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疗中汞中毒案例。陈实功《外科正宗》论述下疳、树胶肿等涉及各期梅毒病变较为细致,对晚期器官损坏状况描述尤详。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梅毒学专著。陈氏总结梅毒在我国流行100余年的防治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本病的理论、传染途径、各期梅毒及胎传梅毒的症状体征、治疗原则等。他反对内服轻粉,以防药病和变病;重视预防,在世界梅毒治疗史上首创减毒砷剂疗法,写下防治梅毒光辉的一页。

(二)麻风 麻风一词,首见于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但未作解释。沈之问解围元薮》始作出系统阐述。沈氏此书与薛己《疬疡机要》及清代肖晓亭疯门全书》,合称祖国医学麻风三大专著。《解围元薮》肯定麻风为传染病,指出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张给接触幼童“预常服药”。倡对本病施治行六经辨证,总结了大枫子治疗本病的新经验,否定前人服本药定致瞽目之说。薛己提出麻风与类似麻风病的鉴别要点,倡八纲辨证,注重先补后攻。萧晓亭强调隔离,治主活血,认为治疗必须彻底。沈、薛、萧三氏各彰其说,治疗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将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水平。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肛肠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赵宜真在《仙传外科方》中已记载了脱管法与枯痔法。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将有关疗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唤痔、护痔、洗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陈氏在治疗疮疡病时,配合手术切开明确将外治法作为一项治疗常规。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如设计一种中间带有小孔,孔内装有活动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现代吸引术已很接近。另外,陈氏还发明了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同时还记载了大量的外用药剂型

六、骨伤科

骨伤科亦属外科,但中医学中多独立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明代尤见进步。

(一)伤科学派的主要特点

1、薛己学派

薛己学派主要有汪机、陈文治等。他们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整体现念,重脉理,重视元气的作用。认为治气应以补气为主,治血要通过补气养血实现活血化瘀,强调脾胃肝肾在治疗骨伤中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重视内治,反对单纯依赖手法和外治;在药物使用上主张平补,反对寒凉。从学术渊源看,薛氏这些主张与金元时期的脾胃学说有密切联系。

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治损伤拆跌;强调“顺气匀血”。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汤补中益气汤为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少林寺学派

少林寺学派依据经络气血传输理论,提出血头行走穴道说。他们认为人身气血运行有一个头,即血头,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分别经过十二个穴道。这一说法最早见于《跌损妙方》,为此还专门编有“血头行走穴道歌”。

血头行走穴道说是经络学说和子午流注在伤科的具体运用。少林寺学振依据血头行走穴道的时辰,采用跌打点穴治伤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法。在治疗时,还配以药物,救急方剂有七厘散飞龙夺命丹地鳖紫金丹,十三味总方是论穴治伤的主方。这些方药,至今是临床较常应用的验方。

(二)骨折关节脱位治疗的进步,明代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断治疗上,都有较大的进展。

在诊断方法上,《普济方》提出的下肢骨折复位效果诊断法,采用脚跟对齐,脚头抵正,以检测股骨胫骨复位后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对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有不少进展。异远真人运用端提法使颈椎脱位骨折复位,方法是让病人取坐位,医者用双手将病者头颅端定提起。

《普济方》对多种骨折及脱位治疗都有详尽描绘,解剖部位准确,手法可靠,为骨伤学做出突出贡献。如关于肋骨科拆的复位,“令患人正坐,用手按捏骨正,依法用药扎缚,凡病人手面于仰看可为妙”。关于尺挠骨骨拆复位,用屈伸端捏法,“令患人正坐,用于拿患人胳膊伸舒,端捏平正”。股骨骨折应和髋关节脱位相鉴别,“腿胫伤折法,令病人仰卧倒,比根齐恐胯骨出血”,即用两足跟对比的方法,看伤肢短缩多少,以确定有无关节脱位等等。

七、针灸学推拿学

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针灸理论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阶段,特别在针刺方面,在单式针法基础上,形成20余种复式手法;灸疗方面,由艾炷灸发展为使用艾卷温热灸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书中内容多数是摘录前人针灸学论述而成,且多歌赋形式表述者。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汪机重视经络腧穴在疮疡诊断中的作用,提出五脏六腑之痈均有相应募穴隐痛征象,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强调对症状的分析和治疗选取腧穴郁应结合经络循行。汪氏还注意到瘢痕组织经气传导的影响。

高武研究了按时选穴学说,主张废弃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倡用“定时用穴”法。前者不问何病,皆于某日某时,针灸同一开穴,这种取穴法,疗效不高,且易误人。定时用穴法强调先知病,后定经穴,再据该经穴开穴时辰针灸,治病很有针对性。

杨继洲研究了井穴的临床运用,在《针灸大成》中绘有“十二经井穴图”,列有井穴主治各种病证。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八脉八穴理论,增加了杨氏治症36项,使之成为系统学说。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发挥了奇经八脉理论,指出奇经也是经脉,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症状等,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引起后世医家对奇经的重视。

(二)针刺手法和灸法的发展

重视针刺手法是明代针灸学的特点之一。徐风诠释了窦默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记述了当时临床应用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日、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龙虎交战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风迎源等法,使复式手法达15种。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广泛吸收了以前的手法,阐述了杨氏家传的特有手法,如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等,包括数十种单式和复式手法。杨氏发展了透穴针法,如以风池透风府治偏正头风合谷劳宫治口眼斜等。针刺手法的改进和丰富,对提高针刺疗效,扩大针灸应用范围,都很有意义。

明代灸法也有明显的发展。汪机、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疗外科疾病;李善用“炼脐”法养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盐、夜明砂等20味药末填脐中,上盖槐皮,置艾绒施灸五、六十壮,使遍身汗出。如无汗,三、五日后再灸120壮,这是对唐代孙思邈保健灸的进一步发展。张介宾重温补亦重灸法,以为灸有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之功。明代出现的艾卷灸首见于朱权的《寿域神方》,最早艾卷并不掺药。后来《本草纲目》,药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等与艾绒同搓为艾条,以治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痛经等;扩大了灸法的使用范围。

(三)针灸著作和医家

明代出现了较多的汇编性针灸著作,主要有徐风《针灸大全》、商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朱《普济方.针灸》、吴昆《针方六集》、张介宾《类经图翼》等。此外尚有《琼瑶神书》(一名《针灸神书大成》)、《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等。内容丰富的汇编性针灸专著的传播,对推广针灸学术起着重要作用。

除上述汇编性著作外,较著名针灸著作还有陈会这一时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图,如镇江府刻印的《铜人明堂图》、丘浚雕版的《明堂经络图》2幅,上二者现已佚;赵文炳雕版的《铜人明堂图》2幅。

(四)针灸铜人、按摩术等

明代太医院仍用铜人考试针灸医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间医家均重视铸造针灸铜人。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统间曾分别指定专人铸造钢人。高武鉴于以往仅有男子铜像一种,不符实际需要,因铸男、女及童子铜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此外,明代医家开始重视推拿(即按摩)术,出现了不少有关推拿的专著,推拿不用针,不服药,较适用于小儿,故推拿著作多着重于小儿。

(五)推家学的突出进展与成就

明代,推拿学有突出的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按摩科在太医署医学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当时医学十三科之一,从而为该学科之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推拿术广泛为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广。如洪武12年(1379)朱权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术修养术、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图等,并结合中医肾气、命门火、脏腑等学说,增加了摩肾、按夹脊、叩涌、按腹等手法。其中之八段锦法,因其发展了坐功,简化了导引术,并能与中医经络学说紧密结合,因而为后世养生家多种著作收录。如《尊生八笺》、《古今养生录》等,流传更广。《新刻养生导引法》,则是对前代养生导引法之总结。除分述中风、风痹、心腹痛、霍乱腰痛脚气、淋、痔等二十余门证候之导引法,并载虾蟆行气法、龟鳖行气法、彭祖谷仙卧引法、右宁先生导引行气法、王子乔八种导引法、五禽戏法等。此外,如《古今医统》、《医学入门》、《医学正传》,甚至《本草纲目》等书中亦都收有导引、按摩方法。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广泛总结儿科临床应用按摩法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科按摩著作,如《陈氏小儿按摩经》(为杨继洲收入《针灸大成》中)、《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陈氏小儿按摩经》(1601)用歌诀形式,介绍了小儿常见病证的按摩推拿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对掐法、推手指三关(风关气关命关)法及其适应症有详述。《小儿推拿秘旨》(1604)认为推拿对小儿保健医疗有独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效验立见,洵保赤之良法也。”书中用歌诀表述穴位与推拿治法,方简易记,特别对十二种推拿手法的名称、功效、操作和适应症阐述尤为明晰。亦介绍有小儿急救、护理等推拿法,《小儿推拿秘诀》(1605)记载了阳掌(掌面)诀法和阴掌(掌背)诀法,并简述“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与功效,甚便于习学。而书中常用葱姜汤推,用艾绒敷脐或用葱捣捏成讲敷穴治疗亦为其特点。这些小儿推拿著作的广泛流传,进一步促进了推拿疗法在儿科中应用,成为明代推拿术进展的一大特色。

八、眼科耳鼻喉科

明代是眼科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在总结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内服结构如神膏(玻璃体)、神水(房水)、神光(视功能)形质和功能均有论述,改进了前代在内眼结构上认识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傅允科在此基础上博采精辑撰成的《审视瑶函》,成为明清以来最流行的眼科专著。其医论部分切中时弊,对眼科理论和证治问题也有重要阐发。如“五轮不可忽论”论述了轮脏关系,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失于调和引起的。“用药生热各异论”等从药性特点出发,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促进了后世眼科的发展。

《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列眼病180余证,较《眼科龙木论》的72证和《银海精微》的80证增加一倍以上,对角膜病、眼底病相眼外伤等作了进一步论述。如对“凝脂翳”(角膜溃疡)的叙述中,先交代病情的急迫和对视力的危害,“此证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在辨病上强调“da法不问星障,但见起时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黄,善变而速长者,即是”。又如所首载之“视赤如白”证,指出“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光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出色的描述了色觉异常(色盲),英国道尔顿报导该证晚了约200年。

《杂病证治准绳.类方》收载眼科专方390首,明显超过前人,且多注明出处。《审视瑶函》共收396方,除取自前代者外,部分为傅氏自订。如驱风散饮子,坠血明目饮,正容汤等,迄今仍为眼科临床名方。关于眼科医疗器械,傅氏首载针烙钩割刀样图、金针图,详细介绍了金针制作方法。对针灸、针拨内障、割胬肉攀睛等手术,对秘制炉甘石法、取汞粉法、制硇砂法、眼科取灵砥法等,都较以前著作,有更详细的介绍。所述金针拨障手术方法、步骤等也多有改进与提高。

耳鼻喉科学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开始突破五脏与五官机械对应的概念,从临床实际出发,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个脏器功能失调联系起来。关于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记载。又沈之问《解围元薮》的喉麻风,薛已《外科发挥》的鼻与咽喉梅毒,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的耳菌、耳痔;龚居中《红炉点雪》的喉结核均系首次记述。有关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也有所发展。王肯堂《疡医证治准绳》载有耳廓外伤撕裂之再植、断层的分层缝合手术。

九、口腔科

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咽喉、耳及皮肤病共12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八味丸等,并附医案。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甜食可致龋。“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慝”。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宜也”。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并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

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李时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治疗方药的丰富:对口齿疾患治疗药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时珍有突出贡献。《本草纲目》中载有治疗口齿病的药物达500余种,并在各药附方中附有相关方剂400余首。论述涉及的病种有:龋病牙体非龋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颌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李氏对所搜集的方药多经亲验,并在后面注明神、良、妙、瘥等。如五倍子条有“牙缝出血止者,五倍子烧存性,研末,傅”。该方引自《卫生易简方》李氏验证后指出,“傅之立止”。

外治法的进步:明代口齿疾患的外治法有较大成就。《医方类聚》载《经验秘方》贴脐散以治口疮;《卫生易简方》治白口疮,以巴豆黄丹贴眉间。《仙传外科秘方》用药物调敷颈上止舌衄。《本草纲目》有封龈法,“齿疼出血,每夜盐末封龈上”,李氏评以极验。这些均属外治法的范围。

关于唇部创伤的处理,《外科证治准绳》根据创伤部位提出不同方法。伤上唇者,用绢片从脑后续向前,再缚合缝定;伤下唇者,用绢片从下额兜缚。这种方法,可保证创缘的基本吻合。缝合后,又起着限制口唇运动,避免伤口过度牵拉的情况发生。唇裂修补术达到较高水平,明代出现了不少以精于修补唇裂而闻名的医生。《外科证治准绳》还载有腮颊额部损伤、腮腺损伤、牙齿牙龈外伤等方面的手术方法。

十、法医学

(一)法医检验

明代规定,京城的检验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初检,京县知县负责复检。外地初检委给州县正官,复检由推官负责。

检验程序:未检之先,对尸亲、证佐、凶犯人等进行详细审问,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认定其致命之处。细验伤处的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合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其中或有尸久发变青赤团色,须辨析清楚,不能听凭仵作混报殴伤。《大明律例》对检验失职作了明确规定。明代关于免检的规定,比宋代更为具体,“据杀伤而死者,亲属虽告,不听免检。”

检尸文件: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关规定基础上,对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内,伤者死亡,亦依杀人论。

明代检验制度建立起从告辜到告检的程序,是其一项成就。是由吕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处建立的,主要由两个格式构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

两个格式的用法是:

? 被殴之日,解衣由内亲见证损伤性质,按人命告辜式格式写出告辜状,抬被殴人投递到官。

! 检官亲自检验,登记伤痕,限以保辜日期,则令凶犯寻医调治,案候在官。

: 身死之日,照人命告检式写出告检状。

’ 检官依照告辜状原供伤痕,依法检验,若被殴后未告事,除当时打死及在三日内者准予检究外,其余死后告人命者,俱以假伤骗诈及自殴诬人论,不准。

(二)法医学书籍

明代法医学书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外,还刊行了一些改编本和节要本。《洗冤捷录》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于《御制新颂大明律例注释招拟折狱指南》卷10~15的顶栏。该书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揉合《无冤录》内容而成,《洗冤法录》不分卷,附刊于题为熊鸣岐辑《鼎镌钦颂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书第5卷正栏,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辅以《无冤录》,《洗冤录》节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览》2卷,王圻编。亦为《洗冤集录》的改编本。

(三)确定死亡的新方法

我国早有以呼吸停止脉搏停止确定死亡的方法。明代为防止囚犯脱逃,提出了确定死亡的新方法,由于“重犯买通狱卒、医生,诈称病故。掌印官相验不亲,委官亦恶凶秽,呈报真死,及尸出而脱逃”,为了确定是否真死,吕坤提出:“停息、定脉尤可凭,凡验囚尸,须要仵作仍须通鼻无嚏、勒指不红、两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结报死”,其中通鼻无嚏、勒指不红、遍身如冰(尸冷显著),用这三项确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较前就可靠得多。这一发现,成为明代法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32 明代医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 明代军事医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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