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传染病学的进步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医学电子书 >> 《中国医学通史》 >> 明代医学 >> 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传染病学的进步
中国医学通史

中国医学通史目录

一、人痘接种术的发明

人痘接种术始于何时、何人,至今是一个谜。董玉山在《牛痘新书》(1884)中说:“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势苗种痘之法”。这条资料有时代,有姓氏,有具体种痘方法,但缺少细节。本书成书较晚,所引资料未见之他书,是一个存疑孤证。唐代发明人痘接种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备急千金要方》卷5下“痈疽瘰疬”中就有用脓汁接种以防治一些疗肿疣疵的方法;在敦煌药方中,有“兔皮疗碗豆疮方”,兔皮与痘衣或许有点联系。

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卷2“种痘法”提出,人痘接种始于北宋:“宋仁宗时丞相王旦,生子俱苦于痘,后生子素,召集诸医,探问方药。

时有四川人清风,陈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医到京。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焉”。此条资料叙述得详细且真切,其中“仁宗”当为“真宗”,之误。《御纂医宗金鉴》(1742)也持这一说法。略谓:“古有种痘一法,起自江右,达于京畿。究其所源,云自真宗时峨眉山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此说不能认为全无凭信。

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1727)则谓种痘术起源于明代:“闻种痘法起于明朗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明代发明(或重新发明)人痘术又见于张琰的《种痘新书》(1741),书中自序云:“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由所叙可知张朗之父是位种人痘专家,由乃祖所传,其祖又得之聂久吾,种痘术已连续数代。聂久吾即聂尚恒,隆庆六年(1572)生。隆庆六年为隆庆最后一年,聂久吾刚出生,发明种痘术无可能。聂久吾现存著作《活幼心法》亦末涉及种痘术,据张琰说法,是因秘传而不愿披露之故。

另据《张氏医通》(1695)卷12婴儿门下,亦附有“种痘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辽右,达于燕齐,近则偏行南北。”此亦可佐证明代已有种痘术之发明。

关于人疽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有云:“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

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二、吴有性传染病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吴有性生活时期,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连年猖獗流行。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籍的惨状,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164),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对传染病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认识——杂气论

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其要点可归纳为:

1、杂气是有别于六气的一种物质。吴氏在《瘟疫论》自序中,开头第一句就断然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可能性,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特别在十七世纪中叶细菌学尚未出现之前,吴氏竟有这样独到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2、杂气致病的传染性、流行性和散发性。《瘟疫论》云:“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说明杂气致病具有传染性,而且可以引起大流行。“延门合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另一种情况是“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过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这是对传染病散发的逼真描述,并告诫切勿以发病人数较少,未形成大流行而误诊为非传染病。

3、杂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例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也正因杂气的种类不同,对人类或禽兽是否致病的情况也不一样。

4、痘疹与疗疮等外科化脓感染也是杂气所引起,“疗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屑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吴氏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突破了历代“属心”、“属火”之旧说,对防治外科感染性疾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的分类和流行规律的认识

在传染病的分类上,他提出了常疫和疠疫的概念。所谓疠疫,就是诸如“瓜瓤瘟疙瘩瘟”者,来势凶恶,“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而且他还联系疫病既有轻重之异,于是认为杂气有优劣之分,杂气之优者,可不致病或致病力很弱,杂气之劣者,不但可致病,且毒力很强。他把杂气中致病力强、传染性大的,又叫做“疫气”、“疠气”或“戾气”,说明杂气的毒力应有强弱的不同。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也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1、“方隅有厚薄”指出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区域性。

2、“四时有盛衰”指出传染病的流行有季节性。一年之中,各种疫病,各有其盛衰的时间。

3、“岁运有多寡”指出了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周期性、起伏性,各年的流行范围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

(三)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机学认识

吴氏认为人体感受杂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杂气的量、毒力与人体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氏还认为杂气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瘟疫论.原病》指出:“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所谓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播。传染则是指通过患者接触传播。这种来自临床实践的见解,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也颇相吻合,

吴氏还认为入侵人体的杂气,潜伏在膜原而发病,提出“邪伏膜原”之说,“邪伏膜原”是吴氏根据瘟疫初起的憎寒壮热,脉不浮不沉而数等症侯群,用以说明其病变部位的一种方法,并以此作为他创制达原饮三消方剂治疗疫病的理论依据。

此外,吴氏还提出瘟疫病的传变以及临床表现,因感邪有轻重,个体有差异,故有表里先后之不同,归纳为“其传有九”,并认为出现发斑、战汗自汗等,是邪从外解,为病情好转的表现;如果出现胸膈痞闷、腋胀、腹痛热结旁流谵语唇焦,舌黑、苔刺等,是邪从内陷,为病变趋向恶化的征兆。这对临床掌握病情变化的轻重,判断预后和选择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吴有性对传染病治疗的独特见解

吴氏对传染病的治疗提出了“客邪贵乎早逐”的基本原则,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告诫医者“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是符合急性传染病的治疗原则的。

吴有性还强调病因治疗,排除致病因子,并且提出了以物制气,“一两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的设想,在寻找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物迈开了新的一步,虽然限于历史条件,他在研究特效药物方面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他的创新精神是可贵的。

如上所述,杂气学说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吴有性关于温病学的真知卓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32 明代卫生保健 | 明代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发展 32
关于“中国医学通史/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传染病学的进步”的留言: Feed-icon.png 订阅讨论RSS

目前暂无留言

添加留言
个人工具
名字空间
动作
导航
推荐工具
功能菜单
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