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明代中外医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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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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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朝医学交流

在明代,朝鲜李朝政府重视医药卫生,常聘中国医生前往诊病教授,并派本国医生到中国求教,收集并列行中国医书。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推行“乡药化”。这一时期中朝医药交流十分活跃,呈现出中朝医学融和景象。

洪武间,中国闽中道士杨宗真去朝鲜从医,洪武十二年(1352)高丽任他为典医。永乐五年(1407)九月,朝鲜派王子来中国,随员中有医生“判典医监事”杨弘达等人。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使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赴朝为朝鲜世宗王诊病,讨论治疗对策,并传授医方。宣德二年(1427)明使随员医人王贤去朝,参与朝鲜世宗王疾病的诊疗。宣德八年(1433)明使随医毛琰赴朝,中国丹东人权因博究医方,成化二年(1466)朝鲜拜他为内医院主薄,后又任工曹判书,权于1487年死于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明医官潘继、期周等应朝鲜宣祖王邀请赴朝从事医疗。据《景岳全书》载,张介宾壮年时也到过朝鲜。

在中国医生帮助下,朝鲜对乡药和唐药的鉴别及质疑研究蓬勃开展。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朝鲜派黄子厚来中国,广求朝鲜不产的药材。永乐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鲜两次派芦重礼等医生来中国,邀请明太医院医生周永中和高文中,质疑并鉴定本国药草的真伪等。我国《医学疑问》载,1617年朝鲜陪臣随医崔顺立等来中国求教医药问题。问答内容由傅懋先撰成《医学疑问》一书。

明代,朝鲜对中国医书广为翻刻刊行。朝鲜李朝宣祖年间出版的《考班撮要》载,自1430年到1585年,刊行有《黄帝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经》、《直指方》、《圣惠方》、《得效方》、《伤寒类书》、《医学正传》、《脉经》、《衍义本草》等70多种。

朝鲜李朝重视中国医书的整理研究和中国药“乡药化”的事业。先后撰写了《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和《寿养丛书类聚》等,在中朝医药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乡药集成方》由朝鲜集贤殿直提学俞孝通、典医监正芦重礼和典医监副正朴元德等主笔,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基础,“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收集《太平圣惠方》、《直指方》、《圣济总录》、《妇人良方》等中朝医书中的材料,共分条病症、10706条医方和1479条针灸方,药材按宋代《证类本草》顺序,收载630种。《医方类聚》由朝鲜集贤殿副校里金礼蒙等所撰,整理和引用医藉有中国医书152部,朝鲜医书《御林纂要》1部,全书共266卷264册,收藏中朝医方5万条。《东医宝鉴》是李朝太医许浚遵宣祖王之命,整理71种中国医书和3种朝鲜医书而成。全书共25卷25册,从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个面,对中国和朝鲜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病症医方、药物方剂和针灸等进行全面综合,于1613年11月以朝鲜内医院刊本刊行。《寿养丛书类聚》由朝鲜李昌廷依据中国《三元延寿书》等书,加以整理而成,刊于1620年。

明代,朝鲜世宗王按照中国法医制度,把中国的《无冤录》作为吏科、律科的取材课目。1438年将《无冤录》加注成《新注无冤录》颁行全国,作为国家法律书之一,1483年又把中国的《疑狱集》和《棠阴比事》作为法医验证参考书,颁行全国。

医事制度方面,天顺八年(1464)五月,朝鲜将《素问》、《张子和方》、《小儿药证直诀》、《疮疹集》、《伤寒类书》、《外科精要》、《妇人大全》、《产科直指方》、《铜人经》、《凝固脉经》、《大全本草》等中国医书,作为医学取才课目。

明代,朝鲜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朝鲜世亲王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朝鲜多次遣使到中国求取人参、松子、五味子葫芦虎骨鹿角、鹿脯等药。正统三年(1438)和弘治二年(1489),中国应朝鲜请求,把麻黄甘草、蝎虫等药种子赠给朝鲜,使之引种栽培。

二、中日医药交流

朱元璋称帝后,即派使节赴日本。以后互有往来,不断通商交易,虽倭寇之患明代未断,但物资交流始终不绝于时。

医学技术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庆(1340~1420)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金翁爱其才、妻以女,生三子。竹田曾医治太祖皇后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安国公。1378年回日本,带去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图,丹波元简认为,此铜人图是元代仿天圣铜人而复制者。这是第一具铜人传日,对推动日本针灸学发展影响甚大。

田代三喜(1465~1537)23岁入明,时日僧月湖寓钱塘,以医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济阴方》1卷(1455),田代师事之,学李、朱之术。居12载,1498年携《金九集》等方书归国,为人治病,拯济甚多。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1卷、《诸药势剪》、1卷、《药种稳名》1卷、《医案口诀》1卷、《三喜十卷书》8卷、《直指篇》3卷、《夜读义》1卷、《当流和极集》1卷等多种医书。皆能汇入个人经验而发扬李朱医旨,是李、朱学说在日本的开山,其徒曲直濑道三及其门人均为日本一代名医。

古林见宜名正温,其祖佑村好医方,游学于明,居数年,业大进,归国时明帝赐以蜀锦。从曲直濑正纯学丹溪之术于京师,兼攻仲景、河间、东垣三家说。著《外科单方》,独树一帜。与同学崛正意(号杏庵,1585~1642)相谋,立磋峨精舍,门下三千人从学。古林教学重《医学入门》,讲读以导诸生,使此书盛行于日本,取李《习医规格》梓行,使医学教育更臻正规。门人古林见桃、松下见林等,皆有医名。见宜其它医著有:《纲目撮要方》、《拨萃正温方》、《辨药集》、《医统粹》等。

这一时期针灸术在日本复兴。金持重弘好学精医,擅针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内义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医院称尝。

吉田宗桂(1500~1570),通称意安。世人以“日华子”称之,遂以为别号。1539年伴日本使节僧策彦周良来华,明人以宗桂诊治神察,呼为意安。1547年再次与策彦使明,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遂携所赐方书归国,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孙世以意安为号。

1606年,林道春于长崎得《本草纲目》,献给幕府,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轫。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于江户南北两所(品川、牛迅)设药园本草之学益盛,十七世纪,朱《救荒本草》传入日本。

此期间由中国赴日的医家有元末明初的陈顺祖,因不愿仕明而赴日本九州业医。将军足利义满慕其名。召之诊疾,固辞不往。子大年嗣其术,始赴京都业医,受将军大名礼遇,日人称为陈外郎。陈大年孙陈祖田,尤善医,颇得诸大名及禅僧敬重,亦有陈外郎之称。

三、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明代,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成为中西医交流的桥梁。

(一)传教士相继来华与医疗活动

十五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罗马教廷也开展海外传教活动,一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乏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包括医生。他们来华后,主要从事传教,翻译宗教和西方科学书籍,参与宫廷活动,协助中国士大夫编修历法等工作。偶亦有行医者。

他们中最早涉及西医活动的,是意大利的利玛窦(P.Metthoeus Ricci,1552~1610),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唯于《西国纪法》中记述了神经学说,首次将西方神经学心理学介绍给中国。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P.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原名王丰肃)的《空际格致》涉及希腊四元素说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识。他在《修身西学》中提到血液生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Urisis,1575~1620),在北京专修历书,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到消化生理学的内容,在医学理论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说。

意大列传教士艾儒略(P.julius Aleni,1582~1649)《性学粗述》,述及生理学和病理学内容最多,卷3提到四体液的生成、分离、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体液与疾病的关系,指出疾病、衰老韧死亡都是由于四体液不平衡造成的结果。

谈到消化生理,与《泰西水法》所说不同,主张口、胃、肝“三化论”,反对“外之火化”,卷3还介绍了血液循环原理;卷4论感觉系统,谈到视、听、嗅、味、触诸觉,还论及涉记之职,卷7论睡眠及梦,尝8论心及心囊,采用亚里士多德之说,还介绍了肺、鬲、气管,讨论呼吸与循环的关系。书中介绍了盖伦的灵气说,四德、四液与五脏、四季相配等理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P.Martinus Mrtini 1614~1661)的《真主灵性理论》,论及人体骨骼数目及其生理功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P.J.Adam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著《主制群证》2卷。上卷论人身骨骼数目和功用,肌肉数目,血液的生成,在论及生养之气和初觉之气时,将微细管与神经相混淆;介绍了静脉肝静脉肝门脉、心大动脉和心大静脉;谈到脑和脑神经生理。解剖生理多本盖伦学说,与上述诸书大同小异,可能是由所据蓝本相同造成的。葡萄牙传教士博汛际(P.Francisus Furtado,1587~1653)的《寰有诠》和《名理探》,提到心脏视觉功能,论及人与四体液的关系,提出大脑具有控制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作用。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P.Joannes Terrenz,1576~1630),是传教士中最博学者,他是一位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是伽里略和布鲁诺的好朋友。他的精湛医术,得到皇宫贵族的赏识,35岁时加入耶酥会。万历四十六年(1618)离里斯本,到印度、交趾和中国、途中收集了大量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研究了气候学和人种学,均记入旅行笔记。

天启元年(1621),邓玉函达澳门行医。同年8月26日,他写信给Lincei研究院,谈到他解剖日本Ymexie神父的尸体事。谓Ymexie生前嗜烟过度,常觉燥热难敖,经解剖发现其肺脏干枯如海棉,上面蓝点很多。这是西方医生在华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

邓玉函进京后,专门研究编修《崇祯历法》,晚年曾想向中国介绍西方解剖学,经他翻译校阅的有《人身说慨》和《人身图说》。

(二)传教士的医学译述

外国传教士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翻译的著作中,专论医学的仅有两部。《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所用底本是瑞士巴塞大学的解剖学家、内科学家和希腊文教授包因(Carspard Banhin)著的《解剖学论》。分为两卷、上卷:骨、脆骨、肯筋、肉块筋、皮、亚特诺斯、膏油、肉细筋、络、脉、细筋、外复皮、肉、肉块、血等15部。下卷:总觉司、附录利西泰(即利玛窦)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内容。该书是以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医学理论为依据的,还没有现代医学的系统分类。

《人身图说》,附于《人身说概》之后,原由邓玉函、龙华民(P.NicolaoLongobardi,1559~1654)合译,罗雅各(P.Jacobus Pho,1593~1638)续译完。分上卷图说和下卷图形加说两部,优于《说概》处为图形精美。生理学内容也大为增加,但仍沿袭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本书有详尽的解剖图,新增有内脏情况、泌尿生殖胚胎介绍,均为《人身说概》所无。对每一局部的解剖情况,列述尤明。《人身图说》只有抄本流传,但从明末起仍有一定影响。清代刘献庭《广阳杂记》载的“女变男”传说,便是据《人身图说》的某些生理观点提出的。

(三)早期西洋医学机构的介绍与建立

1、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医事制度

在传教士译著中,偶可见零星的关于西方医事制度的介绍,在艾儒略《西学凡.医学》中说,医学是西方大学四学科之一,共读六年。

《西方答问》卷上“济院”一节中介绍了欧洲慈善机关的设置情况,云分等:一为普通病院,一为传染病院,一为残废病院,一为育婴堂,一为收容无依旅客者,称“施舍之院”。

2、葡萄牙在澳门设置的医事机构

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成为它的领土,西方医生、传教士便在那里医务活动。隆庆三年(1569),澳门主教加奈罗(Melchior Carreiro)建医院二所,一收教友,一收教外人。院名为Santa Caza de Mizericodia,不久澳门又建圣拉斐尔医院(St,Raphael's Hospital),来澳的外国旅行者多在此求医。祟帧十三年(1640)、清康熙六年(1667)曾二次重建此院,乾隆十二年(1747)进一步扩建。院中有高墙,分男女二部,有病床40张,非教徒也能在医院看病。该院要求医院对病者一视同仁,命令裹扎伤口的助手负责配制药剂。万历七年(1579)左右澳门置麻风病院1所。万历二十二年(1594)设澳门圣保罗医院,并附设实习班。教授神学、哲学、拉丁文学,有图书馆、观象台及药房等,是在中国设立的最早西医学校。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葡萄牙王命令封闭,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毁于大火。

(四)中西药物交流

1、中国药物输向欧洲

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e, 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书籍,有“关于草药的许多书籍,为治疗疾病而投以草药的方法”。中医药知识假传教之手,向西欧传播。定居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在这方面起得作用更大。

卜弥格(P.Michael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sigismond的首席御医。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他还著有《医论》(Clavis medica),全书共六部分,译有王叔和脉诀》、中医舌诊望诊,收集了近300味中药,有木版图143幅,铜版图30幅。当时耶酥会与荷兰印度公司有隙,书被改名为《中医示例》(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以Cleyer de Cassel名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复卜弥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卜弥格未刊稿中还有《中国医学家》(Medicus Sinensis),但未见。这些著作领受西方学者注意,吸引他们研究中医药。

2、西洋药物学的传入

西洋药物中金石为多,草药中有不少制成药露。因无特别疗效,传入数量不多,影响不大。明代与欧洲的医药交流对医学发展,并未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中西医交流可以说是平行的,还没有可能和机会发生交锋和碰撞,包括象王肯堂这样与传教士有过私人交往的医家。

四、中国与东南亚医药交流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随行医官医士180多人,还有善辨药材的药工,对各国贸易的药材进行鉴定。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木鳖子等药。婆罗,于永乐三、四年相继派使入贡玳瑁珍珠降真香。渤泥国派使赠送大片龙脑、米龙脑,降真诸香药。其后民间通商贸易输入中国的龙脑、梅花脑、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彭亨国(今马来西亚东部)曾多次派使向明朝赠送片脑、乳香、檀香、苏木等。明成祖令郑和两次出使其国以礼回访。

与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交流:洪武间(1370~1378),三佛齐国王马哈刺札八刺卜、怛麻沙阿等先后六次遣使并送肉豆蔻、丁香、米脑,以及其它许多香药。永乐七年(1409)苏门答腊老王锁丹难阿必镇率使臣来中国,居三年方回本国。此后两国关系密切,该国不断遣使入明、带来的药物有苏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龙涎香等。《大明会典》记载了爪哇输入中国的药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数十种。明代,广东、福建一带人有不少侨居印度尼西亚,带去了中国医药文化。

《明文.暹罗传》记载,暹罗(今泰国)多次入贡的药物有犀角、片脑、米脑、糖脑、脑油、脑紫、蔷薇等数十种,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仅苏木、胡椒降香即多达十七万斤,暹罗的药用酒类也引起了中国医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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