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辽夏金元医学争鸣与学术流派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医学电子书 >> 《中国医学通史》 >> 辽夏金元时期医学 >> 辽夏金元医学争鸣与学术流派
中国医学通史

中国医学通史目录

目录

一、刘完素的“火热”学说

刘完素生活时代,北宋微宗赵佶提倡的运气学说仍在流行,他结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体质强劲的特点,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在治疗上一改北宋用药偏治温燥之习,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热病,开拓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刘完素著作主要思想是:

(一)以“火热”病机立论:

刘完素主要著作首推《素问玄机原病式》,这部书是他多年研究《内经》的总结,他详究了《内经》原文,并参合了隋.全元起、唐.王冰、宋.林亿各家注择,仲景伤寒学说而著成的。刘完索著书目的,并非是要解释《内经》的经文,而是要将《内经》主旨,结合运气学说和临床所见,演绎已说。所谓“谨率经之所言二百余字,兼以语辞二百言”,实际即指《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病机十九条之一百字,推演而成,其所以要将推演字数写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唤起人们的重视。

刘完素对《内经.素问》病机十九条及“六气”为病的原文逐句分别解释。如他认为:“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掉”摇也。“眩”昏乱旋运也,是由于“风主动”的原故,风木旺,金衰不能制木,木复生火,两动相博,为之旋转。“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者,认为“人近火气者,微热则痒,热甚则痛……灼而为疮,皆火之用也”。“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脾土,地之体也”。“土热仍盛,则痞塞肿满,物湿亦然”。“诸湿膹郁,病痿,皆属肺金”。“膹,谓膹满也,郁,谓奔迫也”,“痿,谓手足痿无力以运动也”。大抵肺主气为阳,阳主经清而升,肺居上部,病刚气膹满,奔迫,不能上升,至于手足痿弱,肺金木燥,血液衰少,不能营养百骸,”诸气收引,皆属肾水,凡收敛、引急均于寒,寒可收缩。

至于六气,分为风、热、湿、火、燥、寒六类。

风类:凡诸暴强宜、支痛、里急筋缩之病,皆属于风,属厥阴风木肝胆之气。

热类:凡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小便浊浑,腹胀痈疽疮疹,吐下霍乱鼻塞鼽衄血溢淋闷,惊惑悲笑谵妄,皆属于热,属手少阴君火之热。

湿类:诸痉强直积饮隔中满,体重胕肿,皆属于湿,属足太阳脾胃之气所致。

火类:诸热瞀瘛,暴暗冒昧,躁扰狂越。骂詈警骇,气逆冲上,疮疡喉痹耳鸣及聋,目昧不明,暴注瞤瘛,皆属于火,为少阳相火之热,心包络三焦气。

燥类:诸涩枯涸,乾劲皲揭,皆属于燥,枯不荣旺,涸无水液,皲揭者,指皮肤启裂,为阳明燥金肺与大肠之气也。

寒类: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坚痞腹满吐利腥秽,皆属于寒,为足太阳寒水肾与膀胱之气所致。

刘完素在书中无论论述五运主病,或六气为病,均着重于阳气、火气和热实相联系。如论“吐下”时,他指出:“泄白为寒,青黄红赤黑皆为热也”。

(二)“亢则害,承乃制”:

刘完素于本书中多处引《内经》“亢则害,承乃制”之语,阐述阴阳变化之理,其书称:“所谓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以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者也,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谓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认似作是,以阳为阴,失其意也”,如其论“郁结”时称:“凡郁结甚者,转恶寒而喜暖,所谓亢则害,承乃制,而阳极反似阴者也,俗未明之,因而妄谓寒病……”。这表明刘完素所依据的“亢则喜,承乃制”的思想,乃是他认识疾病,诊断疾病,考虑疾病标本逆从、阴阳分辨的思维过程,有一定古代朴素的辨证法因素,所以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

(三)运气学说的运用:

按运气学说原在《内经素问》中有所阐发,但因文辞古奥,后世解惑者不多。至北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以《素问》百运气最为治病之要,其书三十论,二十七图,发明运气之理,但仍难于使学者掌握,至北宋徽宗时,崇信道家学说,以六气司岁,五行统岁,刘完素生活在这一时代,因此他著书时也不能不受运气学说盛行的影响,并在他著作中有较突出的反映。刘完素在论述《内经》病机十九条时,即以“五运主病”、“六气为病”归类,并曾称:“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但是他所提倡的运气学说已与刘温舒和宋徽宗所倡者有很大不同,其体现也就是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对“五运多病”、“六气为病“的分类和分析。

二、张元素脏腑辨证学说与易水学派

张元素受当时运气学说影响,认为古今运气不同,在不同运气影响下所发病种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同时,他把运气与脏腑疾病认识作了联系,并深入研究药物的阴阳、升降、浮沉补泻的各种性能,发明药理,注重创新方剂,在治疗思想上强调“扶护元气(胃气)”的意义,从而对后世医家,尤其对其传人李杲王好古罗天益及其子张壁的医学创新思想和“易水学派”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所倡导的主要学术主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脏腑辨证学说。

张元素受《内经》、《中藏经》、《小儿药证直诀》等前人著作中有关脏腑辨证思想的启发,系统总结上述诸书中这方面的理论,他在《医学启源》一书中详述各脏腑天人相应关系、表里关系,并按“不及”、“太过”、“实”、“虚”、“寒”、“热”几大证候类型,描述各脏腑疾病的主要症状、脉象,提出五脏用药原则或寒热补泻方药例。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治疗思想,为贯彻这一思想,临证杂病治疗中,他积极地运用脏腑辨证手段指导用药,尤其足以五脏为中心,治疗一些常见病。如虚损证按程度不同,分出脏腑虚损六类证侯进行治疗,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人尤其是其传人重视脏腑疾病辨证论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重视阐发药物理论和应用原则。

张元素通过深入研究《内经》中七篇大论气机升降浮沉、气的阴阳厚薄、四气五味等理论,把它广泛应用于药物功效原理及作用特异性等方面内容的阐发中,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药物学理论,使之与临床应用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药有寒、热、温、凉之性,有、苦、辛、甘、淡之味,药物性味的不同组合,构成不同功效。此外它还与其性味的阴阳、厚薄属性有关。为进一步阐述各类药物在治疗脏腑、经络、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特异性,他结合性味理论和临证经验,总结归纳出临床常用药的归经引经报使等理论,并在具体通方用药方面总结了大量临证用药经验,使其药物学思想,既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又具辨证上的实用性,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重视。

(三)重视胃气。

张元素认为“四时以胃气为本”,故“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荣散,谷消则卫亡,荣散卫亡,神无所居”,由此可见他重视扶养胃气的思想,故临证他曾告诫后世传人“养正积自除”。这些立论与刘河间学说比较,就会看出有很大不同,刘完素用药寒凉,而张元素则力辟之,并且在用药方面尽力讲求药物归经,形成独有特点。

张元素的这些医学思想,由于他有独到之处,故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医学思想影响下,张壁、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都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形成明显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与当时兴起的河间学派并立争鸣于金元时期北方医学界,李杲之后所以发明“内伤”学说,更加强调脾胃的重要,是和张元素的医学思想分不开的。王好古在他的《汤液本草》中所发挥的理论,也都是以张元素医学理论为基础的。

由于张元素的医学著作流传到元代以后,存留不多,且残缺颇甚,一定程度影响了后世医学家对元素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评价。如“金元四大家”未列入张元素,但客观地看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及其创新理论,对后人及“易水学派”其他医家具有重要影响,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张从正的“攻邪”学说

张从正的主要医学思想,首先主张“邪气”说,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关于病邪,张从正认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内而生。病邪轻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时间经久则很难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不想消除,反而先去设想巩固人体元气,如此很容易使人体真气未得到恢复时,病邪却有了发展。治疗疾病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驱除病邪为首务,所谓“邪去而元气自复”。这是张从正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主要主张。

其次,倡汗、吐、下三法。张从正认为邪有上、中、下之别,所以治疗上也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认为凡上之邪,可以用汗法治疗;在中之邪,凡风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疗;而在下之邪,可用泻下方法治疗,张从正所谓汗法,包括灸、蒸、熏、涤(洗涤局部)、洗、熨、烙、针刺、砭射(砭石)、导引、按摩诸法,用以达到解表发汗解除病痛之目的。吐法,包括引涎(以翎毛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渗出不断)、嚏气、追泪,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积。所谓下法,不仅是通下,催生下乳、磨积(消除积滞)、逐水、破经(通经)、泄气等均属之。

由上可见,张从正治疗重在三法,以攻邪为主。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药之时,每每伴随揃(包括熨、摩);导(导引)、按(手按)、蹻(医者或病患者抬举足腿)之法以辅助治疗。在用药方面,也要根据年龄老、少、病之轻重,有增、有减,有续、有止,按证施用。

再次,张从正主张食补。他认为补法有六种,即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凡应用补法必须谨慎。他主张“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攻邪除病,也就同时扶正,具有“补”的意义了,张氏还认为真正用补法,要在邪去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也就是说,人体疾病之后,最有益的补药,就是平日的食品,肉、菜、谷、果,按五脏相宜用之就可以了,而不必去用药物。

由于张从正倡汗、吐、下三法,治疗比较峻猛,与太医院一贯用药和缓不符,故在当时即受到许多人的非议。

作为金代著名医家,张从正医学思想宗法刘完素,但是在治疗用药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发挥,他的治疗以“攻邪”为主。应用汗、吐、下三法,以及对补法的认识,应该说与他当时处于北地,人民体质强悍,疾病多属热实有关,所以才有促进张氏医学思想的发挥。后世人说他是“攻邪”(或“攻下”)派,“金元四家”之一。

四、李杲的脾胃内伤论

李杲师从张元素,深受元素医学思想的影响,结合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创立了以“脾胃论”、“内伤论”为主的理论学说,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家之一,对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后世中医学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在学术上,他独称一时,归纳而言,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尊师重道,发扬张元素药物学说

张元素对药物学有所创见,发明药物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创药物归经之说。李杲继承考师学说,并加以发扬,他著《用药法象》一书,原书虽佚,但大部份内容都收录在王好古之《汤液本草》一书中。《汤液本草》共六卷,前二卷以“东垣先生药类法象”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为题,收录李杲主要药学论述。在“药性要旨”一节中指出:苦药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苦甘寒泻血热。他还认为治病应知标本,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这样疾病便可除去。为此,李杲按病症详述了用药心得。这些用药心得除宗法张元素说外,李杲更为完善的学识,对后世医生用药很有启发。

(二)战争中建立内伤学说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战争期间,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开兴元年,又改天兴元年(1232)之际,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被元兵围困半个月,解围之后,人民无病者极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绝。

李杲目堵了实际情况,当时这些疾病患者,医生大都是按外感风寒治疗的,结果疾病不能痊愈,反而大量死亡,这不能不引起李杲的重视和思考。李杲回忆在金宣宗贞祐至兴定年间(1214~1221)也有类似情形,李杲考虑战争期间都城被围,人们惊恐之余,起居不时,劳役频仍,寒温失所,朝饥暮饱,以致胃气亏乏。解围之后,一旦饱食太过,因胃气亏乏太久,兼以营卫失养,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调治失宜,便可促成死亡。

李杲指出:“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因此内伤外感不容混同。

李杲内伤学说的建立是前人没有提出的,也是在战争时期他临床中独创的心得,为此他拟制了补中益气汤以及升阳益胃汤,均取甘温除热温养脾胃、扶养元气为主,为治内伤病的主方,深得后世医家赞赏。

(三)发扬扶护元气和温养脾胃学说

李杲《脾胃论》,指出“人以水谷为本”,人的“元气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人不能断绝水谷,断绝水谷则胃气不生,五脏无由通利。李杲强调“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少,而生大热。”“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反过来说,如“形体劳役则脾病,病脾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因此脾胃之作用非常重要,脾胃虚弱,总会影响人体阳气不得生发,阳气不足,阴气则有余,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虚弱所生,故治疗必须重在脾胃。

综上可见,李杲医学学说的形成,首先是在其师张元素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而发挥的,并把“易水之学”的发展推向一个的高峰。所以他的理论学说诞生以后,在金末元初医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金末时,李杲已具国医之名,他的学说通过其著作的陆续出版及其弟子罗天益的继承发扬,在元初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人们不仅突出地强调李杲发展“洁古之学”扶养胃气的意义,而且逐渐把李杲“补土”理论的特色,作为与“河间学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易水学说”主要特点。

这最终奠定了李杲在金元各医家中的突出地位,而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术自元朝以来,继承者甚众,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人们对于李杲因时创立“脾胃内伤”理论给予较高评价。

五、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论

金代的医学创新理论,元代流传到南方,经过朱震亨的发挥,又有了新的发展。

朱震亨早年从许谦学习理学,后转而习医,曾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说,深感三家各有短长,在前人创新理论启发下,他结合自己的体会及理学造诣,倡“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开拓了元代中期医学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后来形成的“滋阴派”的宗师。

(一)反对拘泥《同方》:

按北宋时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剂局”,本是便民措施,但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医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该书据证检方,这种对《局方》应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时就已有不同认识,为此,他特著《局方发挥》,指出:人之一身,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肌肤有厚薄,形志有苦乐,年纪有老小,病的时间有长短,接受药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疗上,医生还要考虑四时、地域、某经用某药、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药量轻重等,医生必须综合观察后始可用药。而《局方》则是各方之后条述证候、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外,就没有其它议论了,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应用时表面看立法简便,如果过于拘泥,其实就是“按图索骥”,不符合辨证施治原则。如治大肠便秘,秘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均需辨证施治,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医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大,但论述谨严,辨理精透,给后世医家很大启示,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并对当时民间病家及医学界以《局方》对号求药偏向起了纠正作用。

(二)倡“阳有余、阴不足”论: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响下,手著《格致余论》阐发医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学思想馀绪立论。“阳有余,阴不足”这一观点最早源于北宋程灏、程颐,他们曾说:“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亏。一盈一虚,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受这一思想启发,结合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朱震亨创立了“阳有余,阴不足”论。他认为古人规定男女必须在近三十岁或二十岁时始议嫁娶,原因就是到这一年令时,人的“阴气”始成,才可与“阳气”相配。但这种阴阳相配时间,一个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岁(阴)经断,男子六十四岁(阴)精绝。(故人体阴气难成易亏)加之人常因饮食不节,色欲过度,生活调理失常,引动相火、耗伤阴精,这样很难保持阴平阳秘

上述观点认生理、病理、摄生调养等方面把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特点,提高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论特色。

(三)相火论

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他“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上产生的。他认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人之生亦恒于动,这全是由于相火的关系。相火寄于肝肾二脏,肝主木,肾主水。胆者肝之腑,膀胱为肾之腑,肝肾之阴,悉具相火,可见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饮食不节,常易引动相火,煎熬真阴阴虚则病,故这时相火便“为元气之贼”,在病理上为害较大。

(四)治疗杂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在杂病治疗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视对火证(内火)的治疗,对实与虚的关系,他又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认为阴虚与火旺密切相关,故临证宜以滋阴为本,即所谓“补阴即火自降”,以泻火为标,即“泻火为补阴之功“,从而创立了阴虚发热的治疗。对其他杂病治疗,他强调“气、血、痰、郁”之因,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即属于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久病属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后,陆续有王履赵以德戴元礼刘淑渊等先后师从之,使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显的学派流风,其中尤以戴元礼最得师传。曾著《证治要诀》十二卷,论述内外各科杂病,理趣深远。他还校补朱震亨《金匮钩玄》一卷,阐发各种杂病治疗,大体均以清热滋阴为宗,对朱震亨医学思想颇多发挥。

六、金元医学争鸣创新的评价

金元时期诸医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其突出的创新成就,对明、清乃至今日中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一)金元医学争鸣兴盛的原因:

“金元医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从诞生、成长到发展,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争鸣”这样一种新的医学风尚,使以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等为代表的金元医家,都能形成理论上各有建树,实践中互有补充的发展特色,究其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

1、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这里有三个面的条件:一是变迁、动荡的社会环境或统治者多未以正统思想干涉,故利于创新,如刘完素所处的时代,外界不安定因素时刻威胁着金朝生存。金世宗为图富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化政策,以推贤荐能,鼓励创新,形成较活跃的学术气氛。受此影响,刘完素敢于突破前人认识规范,开拓“思路”,独树一帜地创立和倡导“火热论”。二是某些多发疾病,对医家有所启发。李杲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交战,他屡经战乱,目睹1232年京师被困,脾胃内伤病多发,死人无数的惨状,深感妄辨内伤为外感之害,进而创立了“脾胃内伤”理论,三是能够因时、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应理论。

意识形态及学术领域某种理论研究风气的影响。宋代盛行的运气学说流传到金朝,引起了特殊的反应。金朝医家敢于提出运气古今有异,故疾病发生种类、性质也有不同等观点,摆脱了旧有常规来思考问题,他们充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有关方法对中医基本理论中六气、病机、治疗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研究领域引入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富有新意的认识。正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学术思想中活跃的创造精神,赋予金元医家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和思维方法,使之能够突破常规,在医学理论发展无法解决实际应用的矛盾时,创立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辨证施治理论,带来金元医学的繁荣。

金元医家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结果,自刘完素进行开拓性研究以后,后来很多医家与前代名医多有师承或私淑关系,但纵观各家医论,继承之中又极少局限于前人的认识,如张子和承袭河间注重寒凉攻邪的理论,但于汗、吐、下三法的应用及邪正关系有新的发挥;李杲、王好古遵循易水老人扶护元气、讲究药性的思想,又各自在脾胃病阴证辨治等方面有突出创见,宋丹溪更是博采众家,另辟新径,在“火”与“阴阳”理论上对前人认识作了新的补充。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见的学风,成为整个金元时期医学领域十分突出的风尚,这实际就是金元医学出现不断创新、争鸣激烈的繁荣景象的重要原因。

2、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晋唐以来,方剂积累明显增加,但药物和方剂理论却发展不足,杂病及外感病诊治比较僵化,辨证与用药之间还缺乏有机的联系,加之《局方》盛行以来,喜温好补,临证处方十分机械,使得前朝医学发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质的突破。到金元,由于各类疾病多发,而旧有理论指导下的临证方法,难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在这种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金元诸医家本着“改证世俗谬说”之旨,突破前人认识范围,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医学理论学说,使之在生理、病理、辨证、用药、及具体外感、内伤病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二)金元医学创新成就的影响和评价:

金元医学的创新,犹如一股清鲜空气,随着时代发展,吹进了明清两代,对明、清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明代医学家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继承易水学派温补之余绪,又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等理论的启发,创立了双补阴阳的温补学说,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吴塘王孟英等。受河间外感火热病治疗思想的影响,同时吸收易水学派护养脾胃的基本观点,发展成为辛凉解表、甘毒护阴的温病学说。此外,易水学派创立的药物学理论,在明代《本草发挥》、《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得到较完整的继承,并成为现代中医药物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金元医家创制的大量新方,被后世重要方书收录,如《普济方》、《医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流传至今,仍然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至于其众多的治疗方法,如甘温除热法、滋阴降火法、行气祛痰解郁法等,更是受到人们的重视。

金元医学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而且在明代东传日本、朝鲜。16世纪日僧月湖久住杭州学医,弟子田代三喜留华12年,专攻李杲、丹溪之学,回国后成立了“丹溪学社”,奉丹溪翁为医中之圣,后传其学至弟子曲直濑道三,发扬光大,流传至今。朝鲜医家金礼蒙医方类聚》、许浚东医宝鉴》,也大量收录了东垣等医家的医论和方剂。

如何正确看待金元医家各自的特长,历代有种种见解。明代王纶在《明医杂著》中作了较客观地归纳:“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但是历代医家反复告诫,不应拘泥,如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只有综合诸家之长,全面、客观地看待金元医家的创新成就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才能从中获取有助于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性内容。

32 辽夏金元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 辽夏金元药物学和方剂学 32
关于“中国医学通史/辽夏金元医学争鸣与学术流派”的留言: Feed-icon.png 订阅讨论RSS

目前暂无留言

添加留言
个人工具
名字空间
动作
导航
推荐工具
功能菜单
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