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隋唐五代病因症候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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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病因学说,自春秋以迄六朝,医学的发展基本上已形成了“千般灾难,不越三条”的概念,奠定了“三因学说”基础。即以六淫为内容的外因学说、以七情为内容的内因学说和以虫兽、房室、刀刃伤为内容的不内外因学说。隋唐时期医家本着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则能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的精神,在医疗实践中作了新的探索,在病因学和症侯学方面均有显著进步。其特点为:开展一个病一个证候的研究,注意客观证状的描述:以证候分类,注意同类间的鉴别;证候与病因结合、证候与脏腑联系;并注意预后的分析。

一、逐个病研究,探索病因

对病因证候学的研究,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成就最为卓越。该书分为67门,载述疾病病源证候共1739论,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对临床各科疾病广收博采,对每一病证逐个深入研究,在病因方面多所发现,或则以其新的认识,提出相当符合实际的推断,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者。

(一)乖戾之气学说

《诸病源候论》在对伤寒、时行、温病等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病都由“乖戾之气”引起,如,伤寒、时行、温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论及,唯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温病是“其年岁中有病气兼挟鬼毒相注”而成,号曰疠气,但挟鬼毒,尚未完全脱离鬼神为病之迷信观点。而《诸病源候论》已不满足以外感六淫说明外感病之病将伤寒、温病、时行均明确归因于人感受“乖戾之气”而致病,气候之温凉失节是一个诱因,并认识到这些病之有传染性

(二)虫致病学说

虫,作为病因之一,前人多指肉眼可见之虫类咬螫所引起者。如蜈蚣螫伤,蜂叮咬之类,隋唐医家对诸如尸注鬼疰麻风等病均认为是“虫”引起之病,这就超越前人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赋于“虫”说更深更新的意义。

对尸注、死注、飞尸、鬼疰等病(类似今之肺结核病),《诸病源候论》认为是因“人无问小大,腹内皆有尸虫。尸虫为性忌恶,多接引外邪,共为患害”(同①卷47,P,250)而致。作者相信,尸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尸虫”客观存在而致。虫之由来,则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复易旁人,故谓之死注”,很明显,这是接触传染所致;“人死三年外,魂神因作风尘,著人成病,则名风注”,这已涉及空气飞沫传染:“坐席钦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饮食入五脏。……故谓之食注”,此为经过饮食等消化道传染,《诸病源候论》作者通过长期观察和临床研究,对尸注等病的传染途径作了合乎逻辑的论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疥虫的逼真描写,对“寸白虫候”“蛲虫候”的科学论断,都证明他们观察研究之深入。

(三)体质差异学说

如则更认识到机体的特异性,《诸病源候论》对于有的人晕车晕船,指出“持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巢元方《诸病涛候论》卷10,P217,P219,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此外还有对漆疮的叙述等都明确指出由于体质差异,所出现的不同情况。

二、注重客观症状的观察和描述

隋唐医家对病症的认识显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疾病症状作了客观而细致深入的描述,并且有所发现,使本时期症状学和治疗学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

风为百病之长”,因而历代医京都对风病予以重视,隋唐医家的研究尤为缜密。明显较前代描述为详的是风偏枯风痱风懿(风癔),特别是孙思邈将三者并列,反映了他对此病的认识,表明作者已意识到偏枯、风痱、风懿这三种现今被认为是脑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轻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是隋唐以前医籍所未认识的。

虚劳病,《诸病源候论》以七十五论阐述,是历代医书述及虚劳最详细者。所述内容除部分为病后体弱,绝大多数证候均可与结核病的各期或各型相对应,如虚劳盗汗、虚劳骨蒸、虚劳寒热、虚劳咳嗽、虚劳唾血呕血衄血以及不能食不得眠等,在肺核初期、浸润期都可发生;而虚劳兼痢、虚劳秘涩(便秘)、虚劳心腹痛则发生在肠结核时;虚劳症瘕肠系膜淋巴结核;虚劳小便难、或小便余沥小便白浊、虚劳尿血则为泌尿系结核的常见症,虚劳无子候则为生殖结核。虚劳导致无子,这在病因学上也是新发现。而将盗汗、咳嗽、唾血、痢、尿血等均加以虚劳以区别于一般之盗汗、咳嗽诸症,也属对虚劳认识之进步,唐代医家崔知悌《灸骨蒸法国》则曰“骨蒸病者,亦名传尸,……其为状也,发干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者乃至五六,或夜卧盗汗,梦与鬼交通,虽目视分明而四肢无力,或上气食少,渐就沉羸,纵延时日,终于溘尽”。(《外台秘要》卷B,P351~35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崔氏之论客观上反映了颈淋巴结核和部淋巴结核之症状。

唐代办思邈对附骨疽的论述,从其描述的客观症状看,“如疮不差,差而复发,骨从孔中出者,名为骨疽”。与现代医学对好发部位,病程认识,临床症状等基本一致,正因此隋唐医家能将附骨疽与其他疽病如缓疽瘭疽贼风等区别开来,体现了诊断水平的提高。

此外,对脚气病,清渴有证状亦有详述。对瘿病症状“瘿上短气”、“瘿上气胸满”、“瘿气面肿”(孙思邈《千金要方》卷21,P44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是中医文献中的首载,对反花疮的描述(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5,P18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则是对癌症的最早记载,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中,首先提出了“破伤风”之病名,使先秦以来诸多形容破伤风的名词如“伤痉”、“发痉口噤”、“金疮中风痉”、“金疮中风角弓反张”等得到了统一,并沿用至今。

三、证候分类与鉴别

隋唐医家在描述证候时,都注意到证候的分类,而在合理的分类与同类间的鉴别过程中,认识得到了深化。孙思邈的成就,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首先,孙思邈在伤寒证候的整理方面,突出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又以脏腑辨证法,将证候按脏腑分类。有意思的是孙氏仅取五脏、五腑,这与现比解剖概念相符合。如在肺脏证候中,除一般常见之喘、嗽、肺痿肺痈吐脓血、胸背引痛等皆归于肺脏中叙述外,还将飞尸鬼疰亦归入肺脏中,飞尸鬼疰类之肺结核,而孙氏将之类证于肺脏,似隐含着他已意识到此病与肺有关。

隋唐医家在以证候分类的同时,也注意同类间的鉴别。如外科的瘭疽(类似今之比脓性指头炎)和代指(甲沟炎)就放在同一类证中叙述,但作者明确指出二者区别,鉴于当时医者每多以瘭疽为代指,作者详细描述其不同证侯,并指出代指有缘爪甲边结脓之特症,从而作出明确的鉴别诊断。(孙思邈《备急千金要》卷22,P.106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又如贼风和附骨疽,孙思邈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二者之异同,指出贼风痛而无热,久不化脓和附骨疽痛而壮热,久则化脓这些特征,令人信服地将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作出这些鉴别诊断正是隋唐医家对证候深入研究之结果,给掌握鉴别诊断方面以有益启迪。

四、注意预后分析

隋唐医家还很重观研究疾病的预后和转归,这对于准确地遣方用药是极有意义的。“治未病”的思想在《黄帝内经》早已提出。而治未病的内涵意义之一,即预知疾病发展的各种可能情况,从而及早预防,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力争阻断其向不利方面的发展。隋唐医家继承了这一光辉思想,提出了种种告诫和防治措施。

病由于糖代谢失常,机体抵抗力减弱而易罹感染,并易导致败血症之发生。一千四百多年前孙氏即敏锐地观察及此并提出预防之要,令人叹服。

《诸病源候论》中,同样也注意到了预后转归,如其曰“(黑疸候)黑疸之状,苦小腹病,身体尽黄,额上反黑,足下热大便黑。是夫黄疸酒疸女劳疸,久久多变为男疸”,即临床上出现的诸多黄疸病、酒疸及女劳疸,日久不愈,均可变为黑疸,乃久病及肾,肝肾虚衰,瘀浊内阻之故。此时治病就棘手了。

32 隋唐五代卫生保健和养生 | 隋唐五代临床医学的发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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