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夏商西周时期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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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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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药物知识的积累

人类对药物的认识、选择和应用,是从天然药开始的。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遗址中曾出土有30多种植物种仁,其中可作药用的有桃仁杏仁郁李仁等。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当为粉碎、研磨宋砂等矿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不但记载许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有不少直接是记述药用的卜辞。如禾、粟、麦、秜、稌、菽、麻、葑、黍、马、牛、羊、豕、犬、鸡、玉、石等。

殷墟卜辞反映的药物知识,仅仅局限于巫医用药情况,还不能反映当时药用知识的全貌。

周人比起殷人来更重视农业,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学其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诗经.七月》中记载可入药用的(远志)、郁(郁李)、桑、蚕、蘩(白蒿)、萑苇(芦苇)、蜩(知了)、(野葡萄)、葵、菽、谷、枣、稻、瓜、壶(葫芦)、苴(麻子)、荼(苦莱)、樗、黍、麻、麦、稷、茅、韭等。《诗经》载有三百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和矿物,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多,周人到周原定居前后,已掌握制饴技术,留下了诗句。

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用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五味是醯(味),酒(味苦),饴、蜜(味甘),姜(味辛),盐(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而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关于药物分类的思想已显出端倪。五行学说与药学的结合,药学与预防、药疗、良治实践的结合,是《周礼》所载药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二、酒的发明和药用

(一)酒的发明

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说明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我国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如《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据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许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藁城县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时还有发酵作用,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考点》中亦有芳香的药酒意思的解释。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份,证明每一百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醋,并有果香气味,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与甲骨文所记载的相吻合。

周代,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且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管职。

(二)酒的药用

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再从古“醫”字也可以看出古代医和酒的关系,醫,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醫治病工也……从酉”。“醫,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飨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储粮,发酵成酒,形似酒坛,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文化。从“醫”字的结构可以看出“醫”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汤液的创制及意义

汤液即汤剂,是伊尹创制发明的。伊尹原是汤王的厨师,后被起用为宰相。《史记.殷本纪》:“伊尹以滋味说汤”《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既精烹调,又通医学。根据烹调饮食的经验以提高配制汤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汤液的创制发明,绝非是伊尹一个人,或非一个时期。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通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用药与烹调中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

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

32 夏商西周时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 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的关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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