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秦汉时期药物与方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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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是中国药物与方剂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药物与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以《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药及其理论最有代表性。它们分别被后世誉为“本草学经典”和“医方之祖”,对秦汉以前的方药及其学术理论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神农本草经》等反映的药物成就

《神农本草经》为先秦至秦汉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

(一)创设药物分类法

本经》问世以前,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已有相当积累,随着药物种类的日益增多,迫切地需要对药物进行分类。

《本经》首创上、中、下三品分类法。

三品分类法是基于当时人们对药物性能、功效和临床应用而得出的,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指出:“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中品药性,疗疾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於服之者,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对汉代及其以前按“草木虫石谷”“五药”分类法有所发展,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有着启发作用,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的学说。《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君药即主药,在方中起主导作用,臣、佐、使逐级以配合主药的作用。

提出反映药物各种相互关系的七情合和的学说。《本经》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七情合和当视之,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

发展了关于药物四气五味的理论。指出了关于药物性味、采集时间,干药收藏,地道药材,主熟炮炙,真伪鉴别,宜新宜陈等。提出了有关药物的采集炮炙、加工等理论。

发展了药物制剂的学说。这些论述对药物的制剂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

《本经》指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食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把药物与临床治疗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免妄药。并指出药物并非万能,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若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在使用有毒性的药物时,其用量应根据病情,宜从小剂量开始,若不愈再慎审地逐渐加量,以愈为度。

(四)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

如《本经》所载:人参“主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菊华(花)“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黄芩“主诸热黄疸,……,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黄连“主热气、目痛……,明目,肠,腹痛下利,妇人腹中肿痛。”当归“……,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海藻“主瘿瘤气,颈下核,破散结气,……。”等等。这些理论与用药经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被历代医药学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药物之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如人参补益、麻黄定喘、黄连止痢、海藻治瘿等,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药物。《本经》还对炼丹术、丹药,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药知识与经验,也给予记述。

但是,在《本经》中还杂有一些“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迷信思想,应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的接受。

二、丹药、石药

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先秦,至秦汉时期更加兴盛,特别是东汉时期炼丹士与道教联盟,为魏晋时期炼丹活动打下了基础。

炼丹者的主观期望是使贱金属矿物变为贵金属,实际上却对于药物化学的发展多有贡献。

《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炼丹原料还有曾青空青石胆朴硝消石、石流黄、铅丹石钟乳等及其提炼物。《周易参同契》记载了鼎炉等炼丹器具和炼丹所用的、铅、硫黄、胡粉、铜、金、云母丹砂等。炼丹所得结果,可作外疮用药。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载有用丹药治麻风病的方剂,关于尸体防腐使用汞、丹砂者在秦汉前后也不乏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

三、《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方剂学的成就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汉代是方剂学大发展的时期,《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有经方11家,274卷,但魏晋以后已亡佚。东汉末年成书的《伤寒杂病论》,必然对秦汉以来医家遗方及同时各家的方剂进行了广泛择取。它以六经辨证脏腑辩证为准则,灵活地运用于外感伤寒内伤杂病的治疗中。

据统计,《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其中禹余粮丸有名无方,故实为112首),《金匮要略》收载方剂262首,除去二书重复者,实得269首。《伤寒论》中的方剂可分为十二类,如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6方,葛根汤类3方,柴胡汤类6方,栀子汤类7方,承气汤类12方,泻心汤类11方,白虎汤类3方,五苓散类4方,四逆汤类11方,理中汤类9方,杂类22方。《金匮要略》中方剂较《伤寒论》更为丰富,如其分痰饮为四种: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分析其病机,辨别其寒热:选用方剂达16种,涉及药物30种。

从对《伤寒杂病论》中方剂的分析来看,该书对方剂的配伍关系和加减变化,已相当严格,达到很高的水平,用于治疗伤寒病阳经表实证麻黄汤,药只四味,但配伍法度严谨,选药精审恰当,再者,注意依据不同情况而加减变化,如用于治疗中风表虚证桂枝汤,由它加减变化而成的方剂达19种。方剂的加减变化也极有法度,体现了有常有变的遣方用药原则。

在方证结合方面,《伤寒杂病论》充分体现了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据方用药的准则。如“以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痰饮为饮邪留于心下,阻碍虚阳所致,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渗,桂枝温阳化气白术运脾燥湿甘草调和脾胃,共奏健脾渗湿、温化痰饮之效,而所依之法,则在于“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理法方药,契合得当。

剂型方面,《伤寒杂病论》在记述的剂型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类医书的记载,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针对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剂型,有助于疗效的提高。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大多切合临证,疗效可靠,如白虎汤暑温茵陈蒿汤治黄疸、白头翁汤痢疾等等,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并尊为“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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