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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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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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巩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各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风俗的融汇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对医药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岁时、人生礼仪与医药文化

将春节叫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节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饮椒柏酒,是为了预防百病,增进人体健康,并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有的喝桃汤,也是为了防病,后被屠苏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节起源子汉武帝时,汉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治病,被诏入宫行巫术。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会好转,侍康更后,我们将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于神灵非常虔诚,一高兴病情明显减轻,到了甘泉宫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灯火通宵达旦,随后形成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

端阳节的形成,有诸多渊源,到秦汉时则将纪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陈监与恶月恶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为一体,逐渐表现了与医药卫生的密切关系。《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后汉书.礼仪志》说端阳节时人们“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除恶气。”《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载端阳节前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汁煮熟,节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端阳节有关的医药卫生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科学成分也更充实。

七夕在汉代有登楼晒衣之俗,后来增添了乞寿等内容,《风俗通义》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朱砂小指,宜点灸去百病。”中秋节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医药民俗。《淮南子.览冥训》说,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帝羿之妻嫦娥窃食后成仙奔月宫,变成了蟾蜍。汉代人认为月中玉兔、蟾蜍、桂树,皆与医药文化有联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据《西京杂记》所载:汉初,宫中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的习俗,据说是为了长寿。重阳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严格的制作要求。《风土记》认为,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又说: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也盛于汉代,《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后人又为这一风俗染上神话色彩。《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随费长房道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这天,你家中有大灾,可速回家,让全家人各做一个装茱萸的绛袋系有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可消灾难。恒景依其嘱,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汉代人在春节前,按风俗要举行一系列有关驱疫活动。据《论衡》、《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常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颛顼的三个儿即“疟鬼”、“魍魉”、“小鬼”,他们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汉代声势浩大的腊月驱疫活动中,大滩风俗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用自己的声威战胜疫疾的豪壮气慨。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慢,所以对儿童和妇女及其生育比较重视,这也是受秦赵等地遗风的影响,医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这些,《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反映当时重视风俗的情况。汉代尊老之风很浓,如“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鸟也,欲老人不噎。”(《后汉书.礼仪志》)在出土的汉代玉杖实物、汉画象砖、石刻中常能发现。赐鸠杖作为尊老的一种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认为“鸠肉,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罗氏献鸠鸟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本草纲目.禽部》卷19)这种敬老风俗到东汉时更盛。甘肃武威东汉一医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时,即有一鸠杖,与此同时还有厚葬的时尚。

二、思想风俗与医事活动

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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