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秦汉时期的早期的医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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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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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统一前,中国各地区人民在医疗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医疗特色,但由于诸候国之间的分争割据,风俗不同,语言文字差异等,医药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汉的统一,为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名医仓公到过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华佗行医到安徽、江苏、河南一带,“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汉书.游侠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都城与各地及地区之间的医药学术经验的交流。汉设“本草待诏”一职,从全国诏精干本草者待命,虽非为交流而设,但各地精本草者汇集京城,自是交流学问之良机。从宫廷中被裁减下来的医药人员分散到地方,不少医药人员终生行医于民间,如东汉韩康、台佟、蓟子训、卖药翁等,他们的医事活动也促进了医药交流。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通过多种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医疗经验、方药得到交流,秦汉时期所建立上林苑,东起蓝田,西到周至、兴平、南依秦岭山脉,北临渭河,苑周约300里,虽非药园,但却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植物园,苑中花卉竹木异草品种繁多。据记载,汉武帝扩建秦上林苑后,“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后汉书.韦彪传》;《三辅黄图》卷4)其中颇多药用植物,如从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门枣、胡桃等;出自瀚海北、能耐严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从南方移植来的多种植物,《三辅黄图》记载,在上林苑的扶荔宫中,从南方亚热带地区移植的奇花异木有:“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摈榔、橄榄、千岁子、百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梢茂,终无花果……。”另外,苑中还养有大象、犀牛及许多鸟兽。这些在客观上,都增长了医家对药用动植物的认识,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特别是随着南北方的各种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发展医药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些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任官或游历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医学知识,促进了医药经验的交流,东汉初,邓训到武威任太守,发现“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柬,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汉书.严(助)宋吾丘主父徐严终生贾传》第34上),邓训帮助人们革除了陋俗,传播医药知识,拯救患者,得到他们的拥戴。又有“徐登者,闽中(今泉州)人也……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今婺州)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两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即今婺川义乌县东),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后汉书.邓训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医药的交流。统治阶级到全国各地搜求灵药妙方,征诏名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医药技术经验的交流。医家与民众的种种努力与医事活动是促进医药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国秦汉时期医药学的兴盛与各民族间的医药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国际范围内的医药交流,中国很早就与邻国建立了往来关系。秦代,中国的医药文化已传到日本,最有影响者首推徐福,他是齐地人,据调查认为是今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涂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后汉书.徐登传》;F.博厄斯:种族的纯洁,《亚州》40期页)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后入海不归。

在日本佐贺郡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波田须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在日本的阿须贺神社有徐福宫,日本蓬莱山旁原有徐福祠。相传徐福方士通医术,尤精于采药和炼丹,被日本人尊为“司药神”。

秦汉时,中国与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开始。“现在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印度古时亦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古代印度,医药比较发达。

印度古代的医药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佛教传入时,同时带入一些医药经验及方术。相传汉明帝时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经,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随同东来,在洛阳翻译佛经,佛经中的有关医药卫生知识也随之流传,后来的医书中遂有“百”、“四大”(地、水、火、风)、“医方明”(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词和内容。《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另外,黄支国(即南印度罗毗荼国)国王曾派遣使臣来汉朝献犀角等。

据越南史书记载在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著有《公余集记》一书行世。汉武帝时,中国文化传入越南,医药学也随之传入。汉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传入中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于交趾。因当地有山疟瘴气,士卒多有感染者,于是,他“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后汉书.马援传》),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已经开通。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向西南航行即达元国(在马来半岛),又西行可到邑卢没国(今缅甸境内),湛国(今缅甸境内),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斌)又可到黄支国等。这些航行时开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和医药交流的海上之路创造了条件。

中国与西部地区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医药文化交流,秦汉时主要靠陆路交通。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长安。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再次奉命,以中郎将的身分率领300余人,至乌孙国,他又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条支(约在今阿拉伯地带)、黎轩(约在今土耳其境内,或说是大秦罗马帝国)等国。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从此,西域各国的使臣也纷纷来访。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当时“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83-184页),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苏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等药用植物和一些入药的动物、矿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汉武帝时,月氏国曾派使臣渡过弱水。向汉朝贡返魂香,据《汉武内传》所载:返魂树状如枫、柏,花叶香闻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炼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惊精、回生、振灵、马精、却死。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宪的《洞冥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常以水银养之,内至柜中,金泥封其上。……如今令马肝石春碎以和九转之丹,服之弥年不讥渴也。”反映当时中外医药交流的史事。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经越南到达中国,赠象牙、犀角、玳瑁等,史书对国外的医药也有散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后汉书.栗弋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苏合。”(《后汉书.大秦国传》),“他主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后汉书.西夜国传》),“于阗王令胡医毒药著创中……。”(《后汉书.于阗国传》)

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来医药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医药文化传播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使他们从中得到借鉴。

32 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 | 秦汉时期军事医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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