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家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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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中国医学通史目录

一、董奉(220~280)

董奉,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医”。如当时交州刺史吴士燮病危,延董奉诊治,以三丸药纳之口中,以水灌之,并使人捧、摇其头,经抢救而愈。董氏医德高尚,对所治愈病人轻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日久郁然成林,董氏每于杏熟时于树下作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重奉以所得之谷赈济贫穷,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

二、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汉未至西晋期间高平人,其籍贯一说山东巨野,一说山西高平,后魏高湛《养生方》称王氏“专好经方,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宗名医录》谓其“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摄养之道,深晓疗病之说”,近代对王氏是否任晋太医令以及是否如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言为张仲景之亲授弟子,尚未有定论。

王氏著述《脉经》厥功甚伟,还为整理张仲景《伤寒卒病论》作出贡献。宋《太平御览》引高湛谓王氏编次此书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氏在编次过程中,增入他自己编选的内容:如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最后包括《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之后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补,与其所编《脉经》时的相应篇章核对,可资佐证。

由于王氏编次《伤寒论》,后代医家对其毁誉不一。誉之者认为张仲景之学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来,认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毁之者则责备王氏把张仲景原著之本来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无法得窥其原貌,甚至是面目全非,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事实上,张仲景之《伤寒卒病论》确因有王氏之编次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编修时有所错乱,亦不至于弄得如“错简派”所指责者那样,完全已非本来面目。

除以上有关脉学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之外,王叔和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精辟的论述。王氏在养生学上属于医家养生流派,主张从起居饮食方面进行谓摄,以求得长寿,却病延年。他提出饮食不可过于杂乱,要适量,是我国早期对饮食制度养生的最早的较系统的论述。

三、皇甫谧(215~282)

皇甫谧,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一作灵台)人,后随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今河南绳池县附近)。其曾祖是汉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谧时,家境已清贫,而他幼时也不好读书,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发愤读书,竟至废寝忘食,终于成为当时著名文人。《晋书.皇甫谧传》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林亿在校《甲乙经》的序言中称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当时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辞绝,在他的《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爱好医术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的仰慕之情,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晋武帝爱惜其才华赐给他很多书。由于他身体素弱,加之长年劳累,也卷入当时社会上服食之风,后来竟罹患风痹,右脚偏小,十分痛苦,几至自杀,自此立志学医,终于习览经方,遂臻其妙。”(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林亿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无以济之,此因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他除广泛阅读各种医书外,将《灵枢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中针灸,加以整理归纳,使其“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为历代研习针灸学的必读课本。

皇甫谧出于自身的感受,即仅以”百日”的治疗,就把自己的风症及耳聋症治愈;又有感于《素问》、《九卷》等等之经义深奥难懂。为了著述能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寻检,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而使《针灸甲乙经》这部专著成为什灸学著作的嚆矢,历代对之评价甚高。王焘认为皇甫氏“洞明医术”,认为他的这部著作为“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四库总目提要》盛赞皇甫氏这部著作“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除《针灸甲乙经》外,皇甫谧还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帝王世纪》等。

四、葛洪(281~342)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东晋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后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参军,后来退出仕途,专事炼丹、医药及著作。由于他涉猎很广,在古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几乎无所不及,从而成为一个博物学家、哲学家,尤其在炼丹化学、医学等方面,成就显著,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医学家之一。他所遗留的著作:医学方面主要是《肘后备急方》;哲学、炼丹、养生方面的则是《抱朴子》,分成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前者主要论述炼丹,后者则是有关伦理道德的哲学著作。

葛洪博览群书,他的治学态度是博采百家之说,他曾说:“但贪广览,于众书无不暗诵精持,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抱朴子.自叙》)他的这种态度在医学上表现犹为明显,十分重视其前代各医家的宝贵经验,所谓“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无化……近将千卷”。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调查,俾能“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他明确提出”诸后作而胜于前事”,“古书虽多,未必尽善,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乎伐猎其中”(《抱朴子.钧世》)。并宣称“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书无黄帝仓公和鹊窬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肘后方序》)。的确,在《肘后方》一书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现。他十分注重实践,不仅亲自实践炼丹的过程,对种种疾病,他也作了周密的观察和亲自治疗。在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进行“目验”,反对“信耳而疑目”。这也是他在医学实践中能取得那么多前人所没有取得的成就,达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对医学问题,不是局限在简单的验方单方治病方法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从哲学的高度,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医学。在诸如人体、疾病、治疗、预防等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论述。

葛洪对人体患病的原因,认为“风冷与暑湿不能伤壮实人也”,“体己素病,因风寒暑湿而发之耳,苟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之能伤也”,(《抱朴子.极言》)。这是对人体精神、肉体关系与对疾病发病的辨证关系的透彻的论述。《肘后方》明确提出“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错杂”(《抱朴子.杂应》)这只能在深入具体实践,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取得。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区,要求简便验廉的治疗方剂方法,并明确提出这个方剂的疗效及疾病的预后。在许多方剂之后都附有“验”、“佳”、“立效”、“差(瘥)”等。他摒弃用贵重药、大方、如对伤寒,他没有照搬麻黄桂枝、青龙、白虎、四顺、四逆等古典方子,而是提出四个应急的易得的方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己须买之者,亦皆草百贱价,所在皆有,兼之以灸……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他所提倡的这种医疗风气,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五、秦承祖(公元五世纪)

曾在刘宋初期任大医令,并奏准设立医学。似此,则当为我国古代医学教育之嚆矢。秦氏尤精于针灸术,著有《偃侧杂针灸经》三卷,《明堂》三卷,《侧偃人经》、《本草》和《药方》等,另有《脉经》六卷,均佚。

六、陶弘景(456~536)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溢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

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陶弘景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类法,而不囿于原来那种三品分类法。他本人原来是个道教徒,但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打破三品分类法,足以证明他在科学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动力。如他多次亲验细腰蜂(即嬴)的蜂窠,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诗经》的说法“斯为谬矣,选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也?圣人有缺,多皆类此。”直率地批评古圣人的谬误。

据记载,陶弘景一生著作很多,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有陶氏著作三十二种二百卷之多。在养生方面,有《养性延命录》、《养生经》,在本草学方面,除上述者外,还有《药总诀》等。

陶弘景在医学上也是有突出成就的。古代医药并不分家,是本草学家,在医理上也必然精通其道,陶弘景正是如此。他首先整理了葛洪的《肘后方》为《补阙肘后百》,并著有《效验方》。

此外,陶弘景在其他学科如天文历算、养生学方面,也都有所研究,据称还制有“浑无仪”,可惜已无可考。

七、全元起(生卒年不详)

为南朝时齐梁间人,史籍育作金元越或金元起的,并为讹字,据《南史.王僧儒传》称,全元起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访王僧儒。他的《注黄帝素问》,为我国最早对《素问》之注解。该书虽佚,但宋林亿等在校正《黄帝内经》时,尚得见其书,并引录其《内经素问》篇名次序。全氏医术高明,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

八、于法开(生卒年不详)

晋代医家,剡县(今浙江嵊县)人,精于医术及佛释之道,据《绍兴府志》载.于氏曾于旅途中以羊肉羹及针术治难产,须臾胎儿娩出,范行准氏认为此为我国羊膜之最早记录。《隋志》载有于氏所著《议论备豫方》一卷,已佚。

九、李修(公元五世纪)

南北朝时期北魏医家。字思祖,阳平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其父李亮,曾学医术,李修与其兄元孙均习医。李修医术在其父兄之上。后投奔刘宋,精究医术,有所长进,针药并重,疗效甚佳。病者预后,所言多验,曾任太医令,并奉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计百余人在东宫撰《药方》百余卷,后佚。卒后曾赠封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十、甘濬之

一作甘睿之,履贯及生平欠详。据《隋书.经籍志》载,甘氏所著有《痈疽耳眼本草要草》、《痈疽部党杂病疾源》及《疗耳眼方》。看来,甘氏实为六朝时期外证及耳鼻喉方面的医家,当时耳目外证似已有专门著作问世。

十一、褚澄(公元五世纪)

褚澄字彦道,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于南齐建(479~480)中拜为吴郡太守,后官至左中尚书。据《南齐书,褚澄传》载,澄医术高明。褚氏著作两种,即《杂药方》二十卷及《褚氏遗书》,前者散佚;后书系唐代人整理而成,并于宋嘉泰年间刊行。是书共十篇,分述受形、本气、平脉津液、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其要旨用阐发人身气血阴阳的奥义。书中对五运六气之说,抱有不同见解,认为“气难预测,故疾难预定;气非人为,故疾难人测”,因而其“推验多奸,而拯救易误”。书中特别提出对僧尼寡妇之疾,必需与妻妾之辈有所区别,不能一视同仁,要考虑其特殊的精神困素,后世有疑此书为宋人伪托者,《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是“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但此书内容有其精华处,后世医家常加以采用。

十二、徐之才(492~572)

是南北朝时期一代各医,出身世医家庭,其先祖为徐熙,南朝丹阳人,人称“东海徐氏”。熙之子徐秋天秋夫子徐道度徐叔响,皆以医著名。徐道度之子徐文伯,及同族徐謇,亦皆以医名。后徐謇因故为北朝所俘,终于入仕北朝。徐之才系徐文伯之孙,徐雄的第六子,人又称徐六,也为北朝所俘。而仕北魏,官至西阳王,故又有徐王之称,徐之才字士茂,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十三被召为太学生。他医术高明,在北地名声很大,所撰有《药对》及《小儿方》,尤其对本草药物及方剂研究较深,故而有人把后世之十剂归于徐之才所创。此外,徐氏对妇科也有一定的见解,其《逐月养胎法》实本自先秦时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对于孕妇之卫生及优生均有重要意义。另外,徐氏还著有《徐王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徐氏家秘方》及《雷公药对》,惜均已佚。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对于南北地区医药之交流,也有积极的意义。

32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著作 | 隋唐五代医学(公元581-960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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