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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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中国医学通史目录

一、医事制度

(一)医官制度

三国时期,魏承汉代医官制度,有太医令、丞、尚药监药长寺人监灵芝园监等官职。《太平御览》引《玉匮针经序》中有吴置太医令的记载,蜀汉医制无考。

晋代承袭汉魏官制,设有太医令等职。据记载:晋代太医令铜印墨绶,统属于宗正,又有尚药监、药长寺人监。东晋时,省宗正合并于太常,原隶属于宗正的太医官属,后改隶于门下省。门下众事为为侍中所掌,这是后代以太医令隶于侍中的开始。

南朝医官,刘宋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隶侍中”。齐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属起部亦属领军”。《资治通鉴》记载齐有御师。梁有太医令一人,丞二人,属门下省。又有太子官属的药藏局设置药藏丞。诸王国官属,有典医丞。郡县属吏亦有医职。《北史.姚僧垣传》载又有太医正之设。《册府元龟》记载梁以后,尚药职事由太医兼任,陈如梁制。

北朝医官,北魏有太医令等职,属太常。门下省设有尚药局,有侍御师。《魏书.官氏志》记有太医博士(七品下)和太医助教(九品中)之设。北齐有太医署,设太医令、丞等职,属太常。太子门下坊设有药藏局,置监、丞各二人,侍医四人。皇子王国各置典医丞二人。中侍中省设有中尚药典御二人,丞二人;门下省置尚药局,设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内均设有医师。北周有太医下大夫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疡医上士疡医中士疡医下士医正上士医正中士医正下士食医下士主药下士,均属于天官。兽医上士兽医中士兽医下士,均属于夏官,其官品高者为正四命,低者为正一命。

由上述可知:此时期中央医官机构较前更为细密,特别是北周,不仅已细分为太医、兽医等七类,各类又再分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这对医绩的考核管理和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至于地方医政,除梁有“郡县属吏亦有医职”之记载外,其他不知其详。

(二)官颁医书

南北朝时的官颁医书,有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120卷,北魏时李修《药方》110卷,王显《药方》35卷,均为临床方书,反映出当时临证医学的进步。

官颁医书多由当时帝王御医主持,组织众多医家集体编撰,卷帙甚巨,且备颁行之便,对医术的总结提高和推广具有积极意义。李修《药方》成书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魏收:《魏书.李修传》,卷九十一,十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

王显《药方》编撰于六世纪初。《魏书.王显传》记载:“世宗(即武帝)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隋书.经籍志》著录本书时谓:“后齐李思祖撰本一百卷”称李修(字思祖)为后齐人,有误),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魏收:《魏书.王显传》卷九十一,十一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这两项记载,时问和撰修卷数等均甚一致,应为一回事,王显《药方》为当时流传经方之精要,通过行政渠道备布郡县、乡邑,对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刘宋时所撰《宋建平王典术》,梁时尚存,计120卷。(魏收:《魏书.世宗纪》卷八,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况失载,刘宋建平王宏(字体度.公元~458年)病逝时仅“年二十五”,(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测该书可能为“笃好文籍”(沈约《宋书.王宏传》卷七十二,二页至三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体撰修,才可能完成这部120卷的大型方书的篇撰。

二、医学教育

(一)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历来是中医学术教育的传统方式。三国时名医吴普樊阿李当之等是著名医学家华佗的弟子。

家世相传,最有名者莫过于南北时期东海徐氏。徐氏世守医业,代代有名。其可考传授世系略为:

之才

道度——文伯 ——雄——之范

/ \

徐熙 謇(成伯)

叔响——嗣伯

徐之才曾总结家传效方,撰为《徐王八世家传效方》10卷(按:北齐曾封徐之才为西阳郡王,故称徐王)。(李百药:《北齐书.徐之才传》,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医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医闻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袭其业术,后成为南北朝时“远闻服,至于诸番外域”(令狐德:《周书.姚僧垣传》,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医家。僧垣之子姚最后也成为能医。

(二)官办医学教育的产生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的医学教育方式,都是个别传授方式,造就医学人才的数量和技师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此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

《唐六典》卷十四注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这说明早在晋代已有医官教习之设,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医学教育一事,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郑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北魏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魏收:《魏书.官氏志》,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时。从此,政府举办医学教育开始形成制度,为隋唐时代医学教育高度发展奠立了基础。

三、卫生保健

这一时期,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环境卫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养生保健则有明显的进步。

沐浴是我国人民早已存在的传统习俗,是个人卫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为普遍。洗浴是佛事前必须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温室”(浴室)。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温室洗浴众僧经》,后来译入的佛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后秦时译入的《十诵律》载,“外国浴室,形圆犹如圆仓,开户通烟,下作伏渎,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满三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在《阿含经》、《僧祗律》等书中还劝说世人多造温室。《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北魏时隐士赵逸领宝光寺僧人掘得晋代浴室遗址,建于东汉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也建有浴室,而且还对外开放。如《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室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碑文载:“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淄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数。”(陈景富:《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遗址尚存。在佛教影响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为了虔诚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华。如《邺中记》载:“石虎(295~349)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间,徘徊及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餐丽”,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入室中,临池上有石床”。又王子年《拾遗记》载:“石虎于太极殿前,又为四时浴室。用瑜石,珷玞为堤岸,或以琥珀为柄杓,夏则引渠水以为池。池中皆以纱为囊,盛百杂香于水中。严冰之时,作铜屈龙数十枚,各重数十斤,烧如火色,投于水中,则池水恒温,各曰‘燋龙温池’。引凤文锦步障,萦蔽浴所……浴罢,泄水于宫外。”这里描述了与沐浴有关的过滤水、换水、温水器具、香药等,比前代有显著的进步。《南齐书》载有《沐浴经》三卷,说明当时对沐浴的重视。

关于饮食卫生,晋代傅玄提出“病从口入”(《拟金人铭作口铭》,见《太平御览》卷367),认为饮食不慎可致疾病,这句话遂成为流传千载的卫生谚语。晋代还发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晋墓中出土的“双耳镂孔器”,据说是一种蒸煮器,即将耳杯置于双耳镂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当提起双耳时,水便通过底部三孔全部流尽,用它清洁杯勺,既方便又卫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还能杀灭细菌。(张翊华: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在环境卫生方面,南朝继承前人优良传统,重视清扫街道。如《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罚令盗贼充任清洁工,“长扫街路”,过些时日,乃令“旧偷自代”。又梁代遂安县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剪虫秽”(《南史.何佟之传》)。晋人的经验总结认为:“土干则生蚤,地湿则生”(张华《博物志》)这也许是人们注意勤扫蓄圈,以及采用药杀虫蛆的理论依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圈(畜)中作台开窦,勿令停水,二日除,勿令粪秽”,无疑这种卫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论认识的,从而有助于改善环境卫生,对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积极意义《周书秘奥营造宅经》记载:“厕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厕所缸中,(蛆)即无”。同书还指出:“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深知环境卫生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

四、养生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著名养生家华佗、嵇康葛洪张湛陶弘景等的养生实践和理论总结,促进养生学较快地发展。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常修养性服食之道,著《养生篇》三卷,已佚。传世《嵇康集》辑本中有《养生论》、《答难养主论》、《答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篇专论养生,其养生主旨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这是嵇氏清谈“玄学”思想在养生方面的反映。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总结了前人养生经验和方法,指出养生应在无病、年轻之时就开始,并提出“养生以不伤本”的观点,不伤即养,具体提出近30个“不”,如“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欲极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多睡”、“目不久视”等,涉及四时寒热、饮食宜忌、坐卧行逸等方面,目的在于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以不伤人体正气为养生根本出发点,所谓“养其气所以全其身”。书中还谈到龙导、虎引等导引术以及“坚齿”、“明目”、“聪耳”、“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坚齿”的论述在气功史上尚属首次,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湛,东晋高平(邵治在山东金乡西北)人,清谈玄学家。著有《养生要集》10卷、《延年秘录》12卷,均佚。《医心方》、《太平御览》有其佚文。他提出著名的“养生十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在《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等后世著作中都有载录,备受推崇。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学道养生之志。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张湛、胡昭、封君达等养生家的语录,等养生论述,结合自己的体会,编辑而成《养性延命录》2卷,包括饮食起居、精神摄养、服气疗病、导引按摩、药物补益等内容,认为人之寿夭不在天,善养生者长寿,指出“养生之法,但莫伤之”,切忌劳逸、饮食、房室等过度。另著《真诰》,亦有药物、导引、按摩等养生法,其中“协昌期”篇介绍摩面、拭目、挽项、叩齿咽津、栉发等头面按摩术,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养生家所继承、沿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道教上清派经典《黄庭经》(包括《上清黄庭外景经》和上清黄庭内景经),以七言歌诀论述养生修炼的原理,是道教养生流派的重要著作。《外景经》主张“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内景经》则介绍了守神存思静功方法,其中宗教与科学相掺杂,这也可以说是道教养生的一个特点,此书颇受后世道家养生者的推崇。

32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公元220-581年) | 三国两晋南北朝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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