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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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养(xùn yǎng) 抚养以求其顺服、安抚。驯养就是对野生动物逐步家养的过程,比如狗是由狼驯养的、鸡是由野鸡驯养的及猪是由野猪驯养的等。

例如狗的祖先是狼,后被人类驯化成家畜,这为科学界的共识。美国堪萨斯大学的考古学家达西.莫里利用考古学方法得出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用遗传学手段来研究狗的驯化并不妥当。他在提前出版的2月号《考古学杂志》上撰文说,只有当人类开始埋葬自己的“密友”时,才是狗被驯化的真正标志。莫里对大量考古文献进行梳理后,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共发现了50余处早期人类“葬狗”遗址。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已知最早的“葬狗”行为出现在距今1.4万年前左右,地点是在如今的德国境内。莫里还发现,1万多年来,世界各地的“葬狗”方式不尽相同。除了让狗单独下葬或使狗与狗葬在一起外,一些地方流行让死亡的人抱着狗合葬。在如今的以色列境内甚至发掘出庞大的古代“狗公墓”,其中1000多条狗每条都被葬在单个墓穴中,而且狗尾都被卷往腿的方向。

莫里在文章中说,狗被驯化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人埋葬狗的行为中得以清楚体现。他声称,自己的研究结果为人类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养狗提供了最有力证据。有此得出结论,狗可能最早于距今约1.4万年前被人类驯化。

我国是世界上驯化猪最早的国家 , 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乃至 1 万年前就已有猪的驯养 , 古代劳动人民将捕捉到的野猪因一时吃不完或其他原因 , 将其驯养起来。在驯化过程中 , 由于养育的动物数量较少 , 经常发生近交和不适应的情况 , 以后随着养育经验的积累和改善饲养条件 , 在生存下来的个体中选出最符合人们需要又能在人工驯养条件下繁殖的个体留下来作种 , 久而久之 , 逐渐将野猪驯化成家猪。家猪与野猪比较 , 在繁殖性能、生长速度、体型、肉质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 , 并逐渐分化和培育出各种各样的品种 ( 系 ) 。

大象的驯养,在汉文古籍中多有记载。傣族的先民为古代“百越”的一部分,也称为“滇越”,其居住地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被称为“乘象国”。《蛮书》记唐代傣族的“象耕”:“开南(今景东)已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驯养大象的最早时间难以考证,但以“一家数头”,可知其规模是相当大的,如在傣族头领帕雅真建立“景陇金殿国”时(公元1160——1180年)就“有象九千头”。驯养大象作“乘象”,主要供这里的各级土司享用,明代文献记载说:“俗以坐象为贵,以银镜十数为络,银钉银铃为缘,鞍之面以铁为栏,漆以丹,籍以重裀,悬以铜铃。鞍后奴一人,执长钩为疾徐之节,招摇于道”。作“象耕”即“象自蹈土,……壤糜泥易,人随种之”。作“象战”即“象披甲、负战褛、若栏盾,悬竹筒于两旁、置短槊其中,以备击刺”。也作为主要“方物”由土司们向中原天朝上贡“驯象、象齿”,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朝的270多年中,西双版纳上贡的驯象和象齿就有27批之多。在以前,西双版纳养象很多,每一个勐都有一个为土司养象的村寨——曼掌,如今,在西双版纳还保留了许许多多的“曼掌”村名,但它们已是空有其名。由于主要是象战和狩猎上贡使西双版纳的大象锐减,到近代已成为濒危的物种了。

耕牛的驯养,《蛮书》曾有“通海已南多野水牛(Bosgaurus readei),或一千二千为群。弥诺江出牛,开南养之,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的记述。西双版纳应包含在这一记述的地区内。傣族民间流传着一首《穿牛鼻子歌》,描写了其先民驯牛的有趣过程:在起初,他们用粗绳子拴住牛的脖子或牛角,由于牛的“个子像老虎”、“粗绳被挣断,妇女不敢挨、小孩不敢养”难以驯服。这种驯牛,很像广西宁明花山崖的古崖画中一组“驯牛图”所描述的情况一样。在崖画中,男人们用绳子拴在水牛的脖子或角上,水牛的犟劲情景还跃然于画上。驯牛的人虽拉着绳子,但都远离水牛,还有人手握棍子帮着赶牛或站在远处助威。此外,在沧源发现的崖画中也有拴牛缠着牛颈而不知穿鼻的描绘。这些崖画完全可以作为那《穿牛鼻子歌》的形象说明,由此也可以推想:花山崖画的作者和崖画所表现的人群当是与傣族有关的、古代的“百越”,也许就是傣族的先民。这是一个学术界尚未作出定论的问题。傣族的先民在驯牛的过程中,总结了“人怕揪耳朵,老虎怕敲掉牙,公牛最怕捅鼻子”的经验,采用了穿牛鼻子的方法而把牛逐步驯服了。那么,这个驯牛的时代如何?根据《蛮书》所描述的养牛“代牛耕”和该书另一处描述的“象,开南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牛耕也”中的象“代牛耕”看来,牛的驯服成功并用于农耕不会早于唐代,因为“代牛耕”的评述者是《蛮书》的作者,他当然知道中原牛耕情况,此外,他的这一评述正好说明“开南已南”那时尚没有牛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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