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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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着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已开发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由于已开发国家的生育率与死亡率几乎都低,所以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少子化就意谓著高龄人口相对变多,即高龄化,因此这两个常常是指相同现象的名词也有人将其合而为一,变成“少子高龄化”。

目录

语源

“少子化”原为日文,由于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快速的国家之一,国家开发程度较高,社会转型进入工商业的现象不仅明显而广泛,已婚家庭与生育面对紧张的工作环境时,常减退育儿的动机,并错过生育的机会,也因此较早面临少子化的问题,相关研究亦较为深广,故后来逐渐遇到相同问题的中国等汉字通行区,便直接引入此外来语作为指称。

日本描述少子化,就字面意义来看是叙述子女减少的过程正在进行中,也是经过观察后所定义的名词。自然来说,以活体胎儿诞生于世界的人类个体愈少,并形成一个长期趋势,就足以符合少子化的意义。

原因

少子化的原因主要有:

一些国家的人口控制虽然也能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幼年人口,但近期内仍和高度开发国家自然发生的少子化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在短期内解除管制,便可能恢复原先的生育速度。有远见的规划应为鼓励合理生育(让总和生育率接近2),而非单纯减少生育率,也必须避免性别比失衡;如中国大陆的一胎化,如果长期强制干预并且对学生进行一胎化教育,势必会使少子化提前到来,中国会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

负面影响

少子化代表年轻人的心理非常不健康,少子化并不代表平均的减少生育数,而是有不少人没有条件生育;繁殖是生物的本能,当年轻人放弃繁殖时,代表面对极大的压力及绝望才做出这种选择,许多被迫无法繁殖的人,也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少子化意味未来人口的减少;许多社会的运作都依赖人方可推行,人口的减少将使各行业在营运上面临淘汰或转型。

少子化的发生将会造成的影响,就短期而显著的行业有:

教育界受少子化严重而衍生的现象有:并班、减班、并校、废校、超额教师、无教职师资(俗称流浪教师)、代课普遍化、小班制盛行、亲师关系紧绷、教师兼行政等。但还有一个潜在危机,就是因为师资频繁调动,引发师生关系疏离、教学品质下降。毕竟教师意识到自己的前途不稳,教学就难以付出热忱。学生也会因为关系的断裂,课程的衔接适应问题,导致学习效率降低。

育婴与玩具产业势必得转型,例如兼营游戏软件业、一般成衣批发、一般家具销售、事务性文具经销、广龄性娱乐商品等。婴幼儿用品实为专一的产业,如不能即时开辟新的行销领域,衰退的速度可能是最快的,尽管少子化前中期可以赚取爱子女心切家长的利基。

少子化对出版业的冲击程度不甚大,因为转型容易,可改销售更合乎大众胃口的书籍。但以编辑国中小教科书、测验卷、参考书、童书的出版社受到的损伤最大,时间延长后,对编辑青少年刊物的出版商也会产生影响。

少子化对乳(酪)农业的冲击是最微小的,奶粉、乳酪的需要几乎是不间断的,即使没有儿童消费,许多人对牛奶的需要也甚为普及。流行的食品如面包、披萨(义式面饼)、西点都少不了牛乳制品,成人配方的机能性奶粉也十分符合大众对营养的需要,除非人口严重负成长,否则不会有太大影响。

小儿科妇产科无疑是少子化风潮下的苦主输家。出生率下降,孕妇少了,接生生意也就流失了利基;小儿科因为没有孩童看诊,经营危机会迅速浮现。目前在台湾,妇产科必须转型成整型外科泌尿科,甚至验尸法医,小儿科也必须转型成家庭医学科才能生存。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妇女在中年后容易出现妇科问题,她们在年轻时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怀孕,也就是没有提供妇产科医师工作机会,当她们到了中年需要妇科医师时,会发现缺乏医师。

少子化造成中期影响会扩及工商服务与军人公务界。但影响未必反映在人数,而是素质;由于过少的新进人口,单位在人才甄选上必须“照单全收”,同额录取或从缺的可能性变大,素质也会因为参照母数偏低而渐降。若反映在国家考试,将无法选出堪用的公务人员、行政警察与专业技师。

少子化的另一个影响将反映在政治决策上。由于民主社会是以选民为单位,选民老化,青年选票遽降,主张老人福利的候选人自然容易胜出。当中高龄福利政策的支出大增,就会排挤到儿童、少年、婴幼儿的福利支出,使青年选民更不想生小孩,因为年轻人不想在没有政府后盾的情境下生育。在税收有限的国家,不但会发生世代性的恶质循环,还会引爆政府财务危机,这是为了照顾老人“寅吃卯粮”的结果。若老年人个人财务状况不佳,医疗开销大却又没有后代,老人一过世就会出现呆帐,将连带拖垮医疗财政。

少子化的副作用是高龄化,这种高龄化由于造成老人照护对社会成本的支出太大,将造成严重的伦理危机,例如独居老人死亡、弃养潮、非法执行安乐死等。可奉养老人的年轻人不但愈来愈少,这些年轻人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愈来愈强烈,对传统孝道将采取忽视的态度,是故,更多失能失依老人得面对年轻人不愿承担奉养义务,得在病痛与孤独中走向人生终点。另外,现代人对死亡的观念大改,倾向“尊严死亡”,在敢于寻求以死亡解决人生痛苦的思潮下,安乐死合法化迟早会成为事实,但在安乐死没有合法化之前,非法执行安乐死,不论是医师主观意识还是家属暗中授意,将会逐渐使老人的生命失去法理与道义的保障。不过,以多国民情来说,安乐死暂时不会成为处理高龄化的“解药”。

中期少子化对教育是一场残酷的考验,特别是国民教育。国民教育是以6岁足龄学童开始,少了人就无以维系,也不是移民可以替代的,因此必定会爆发国小废校潮。台南县总爷国小、台北县渔光国小都是少子化进入前中期的牺牲者,即使开发大量特色,也得面对现实,甚至不排除产生“流浪校长”。在废校的压力下,被诟病甚久的能力分班将会在家长的压力下死灰复燃,导致公私立学校之间的生源之争,而且使极端偏重智育的教育更为扭曲。再则,废校对于偏远乡镇的村里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当地的社会关系之维持都仰赖学校的空间与人气,失去了学校的支援,有小孩的父母势必只能将家庭迁徙到城市,社区只剩下老人,便会濒临瓦解。

长期来说,所有劳动力都会因为人口减少而有程度不等的减退,尤其以人力需求强的工作受到劳力不足的影响最大。

正面影响

少子化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因为少子化造成的人口减缓是非常缓慢的,少子化数代以后,会开始产生正面意义(但就算是现在刚出生的婴儿,也是以受害为主;虽然长远来看是有益的,但这长远到我们都死了),正面意义有:

日本的少子化问题

日本生育率 日本少子化的历史可以从根源推自日本50年代末期经济起飞,来寻找因社会经济发展而造成生育减少的脉络。自50年代末期以降,日本的社会为了摆脱二战失败的阴影,十分专注于经济发展,而且受到本身强烈的群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公司的业绩与个人的发展成为社会所看重的核心价值,稍有一些时间与体力没有跟上社会的脚步,就会落入竞争的输家,因此以工商服务为主体的日本社会,在1970年代中后期取得经济的极大成就后,也付出了牺牲家庭经营的代价。远不同于战前的日本社会,过去日本是以农业做主体,人力成为农业经济的核心,而且不需要以晚归来增领加班费;但工商业化的日本,为应付极端紧张的竞争压力或为了领取加班薪资,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公司而延后返家。就长期而言,为了追求职场上的成功,延迟恋爱婚育的人愈来愈多,当更多的人对减少生育、拒绝成家产生容忍甚至赞成的态度时,少子化就形成了。

1990年代伊始,日本经济发展趋缓,适龄未参与职场的青年变多,这群对于旧价值观及庞氏骗局产生了反抗的青年族群成为社会主流;加上房价高涨、社会不安、经济局势动荡,愈来愈多的人拒绝成家,寻求最合乎自己基本利益的生活方式,对育儿的期待变得更为低落,特别是工作派遣化、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压过男性,使得家庭制度维持的必要性大受冲击。此外,医学发达令人们对育婴的急迫感变得“无所谓”,旧有“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也被视为落伍;职场也将生子当做退出职涯发展的表征,这些社会因素压迫心理而形成的现象,很快就会反映在生小孩的数量。

日本政府目前的少子化对策,除了专责设置少子化担当大臣之外,也开始加强托育政策,并加发育婴津贴,试图营造放心生小孩的环境。但这些政策将耗费更多的资金,势必得举债行政,而且更多人即使有钱,也拒绝成家生子,遑论没有经济基础的年轻人。目前日本政府打算从职场、社会信心、两性关系等根部问题解决,毕竟两性不能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就无从诱导生育与成家。

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新生儿减少视为严重社会问题,而决定以实务面对的国家;虽然人类历史上早就有对于婚姻生育的教导与提醒(如圣经创世纪中的“生养众多”,中国儒家认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皆非日本人首倡的观念),但还远不及对于少子化有直接的忧虑。日本对少子化的忧心,某种程度上在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完全无法脱离对日本本土客户的需求,而日本的企业与政府设施,包含学校教育,受制于其民族性格与对文化、规格的坚持(例如日本的汽车、电化产品有其特殊规格,无法衔接国际标准,造成维修困难),以及右翼保护主义,而无法全力推展输出;当少子化开始被注意时,已经成立的设施早就面临无法维系的窘境(例如高中职、大学倒闭、地方型企业经营不善等),社会也开始因为流失的消费人口面临经济停滞(所谓的“失落的10年”),政府才开始迫于情势而觉醒。毕竟日本是个公认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大国,若因为少子化而造成社会经济崩溃,将严重动摇国民对国家的信心。

目前日本少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201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日本人口减少创纪录,人口下降了24.4万人。新生儿数量为103.1万人,较2012年减少6000人。去年死亡人数为127.5万人,较前一年增加了1.9万人。[1]

中国大陆的少子化问题

台湾的少子化问题

台湾原本不存在少子化问题。台湾刚光复不久,出生率犹高,政府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迅速膨胀的问题,曾强势主导家庭计画,鼓吹节育。台湾比日本晚面临的少子化问题,但进程十分快速,原因与日本类似且更严重。19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数就从40余万一路缓步下降,每年大约以1~2万人的幅度跌落;近10年来的少子情势更明确,2009年出生数仅剩19万1310人,2010年适逢虎年,受此迷信影响,全年出生数为16万6886人,再创历史新低,势必将严重冲击多年后的学前、国中小、高等教育。内政部曾于2010年3月,征求鼓励生育标语,各县市莫不提出生育津贴,以刺激生育率。

少子化对台湾来说,是一件缓冲期相对短,但并不受重视的事件。社会普遍认为,高等教育、自尊及女性经济自主权的提升,享乐主义,是造成少子化的主因;然而实际上以下心理因素也会造成少子化:上一辈不佳的婚姻爱情经验,家族问题破坏和谐婚姻(中老年掌握的主流社会不愿意承认他们在两性及家族关系上,已经让年轻人对感情婚姻及家庭感到恐惧),爱情诈欺造成年轻人对感情的恐惧(谴责不那么严重的爱情诈欺,会被批评沙文主义;但依市场原理,诈欺的数量及严重性增加,都会造成交易量减少,爱情及婚姻也无法逃脱此规则)。

但这些因素,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少子化;生育补助、成家津贴及稳定有尊严又不至于严重过劳的工作,都已经被证明相当有效。夫妻中只要一人是,工作稳定性、劳动条件及生育补助较佳的军公教,生育率就会较高,而军公教女性多拥有较高学历、自尊及经济自主权,但生育率仍较高;可见给年轻人足够的福利及条件较佳的工作,是维持生育率的基本条件。[2]台湾有许多年轻人不是过劳到没体力生养小孩、就是失业或低薪到没尊严生小孩、许多工作甚至兼具过劳及低薪的性质。减少工时、增加薪资、降低工作压力及增加雇用人数是解决少子化的必要手段,但社会主流族群反而鼓励压榨劳工。社会及长辈对年轻人不切实际的期待,也是少子化的帮凶;在年轻人难以获得成就的现代,若要求年轻人在获得一定成就后才能结婚生子,则很容易拖过年轻人的最佳生育年龄(过去的年轻人可以轻易达到的社经地位,现在的年轻人却很难达成),甚至会让年轻人直接放弃;许多年轻男女的家庭足以支援他们生育,只是他们无法在最佳生育年龄前获得一定的社经地位,若社会观念能有革命性的变革,淡化先立业才能成家的观念,其实可以减缓问题。

另外,台湾资源过度集中于北部的问题,及许多人的蝗虫心态(捞一票就跑、不处理外部成本),国家认同的相异,也是加剧少子化的重要经济因素。

目前台湾少子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如何让人口减少速度不要那么快,是避免过度冲击的基本条件,准备(老人照顾)及预防(增加生育率)双管齐下才能缓冲少子化问题;然而全球都面对以下问题:在避免少子化的太严重的关键时期,拥有政策决定权的主流族群,多不会活到因为少子化而受害的时代,因此他们缺乏未雨绸缪的动力;因此全球的少子化问题,年轻人要负的责任很小,毕竟生育是生物本能,唯有环境极差及非常绝望、才会让年轻人违背本能。雪上加霜的是,相较于以少子化闻名的日本,台湾的生育率更低,掌权者及主流族群更没有意识到少子化带来社会痛苦(及少子化所反映的年轻人痛苦),他们的蝗虫心态比许多国家严重(甚至还有全球罕见,对政经有影响力的族群与年轻人拥有敌对的国家认同,主流族群实际上把年轻人当敌国人对付),更没有对未来做准备及预防。其造成的悲剧是:许多年轻人在年轻时被迫努力工作或失去尊严到无法生养子女,老了以后又缺乏医疗及照顾。

韩国的少子化问题

欧美国家的少子化问题

参考

参见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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